近一段时间，诺贝尔奖陆续颁发，国人不得不无奈地延续对获取诺奖的集体性焦虑。与此同时，来自武汉大学的一则新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有网友称:“整个武大都传遍了，真是大快人心!”(10月11日《北京青年报》)

　　这本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细究之下，却能发现其中的深刻关联。为什么诺贝尔奖总是与中国本土科学家无缘?这显然不是一句科研投入少、条件装备差和欧美偏见等能够搪塞过去，恐怕还得归咎于本土科学家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强。而创新能力弱的根子，则在于缺乏某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土壤———追求真知的热情、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不懈的韧劲、宽松自由的环境……

　　日本迄今已有16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13人出自自然科学领域。韩国科学界深感困惑，因为他们只有金大中总统曾获和平奖。因此，韩国教授们自嘲“13:0现象”并认真地进行了跟踪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在诞生了3位诺奖得主的日本“地方大学”名古屋大学，钻研一个课题长达30年之久的教师比比皆是。与名古屋大学教授埋头“挖深井”相比，韩国大学竞争激烈，教授们极少有精力和情趣去做这种长线的基础研究。

　　不赶时髦、潜心研究，这或许只是日本人屡获诺奖的原因之一，真经一定还有很多，每一条都值得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借鉴学习。但归结起来，怕是离不开文化这个根子。

　　以国内大学为例，我们的大学文化现实恐怕比韩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申请项目、接待评审、归纳结题，科学研究的哪一个环节不充斥着对教授公关能力、社交能力、人情世故能力的考验?不为别的，只因为科研项目及其评价大权操控在管理部门手中，或者被关系与门户所左右，缺少的恰恰是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真正的学术评价。因此，在大学，仅仅当教授是不行的，往往还得身兼一官半职才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流风所至，重要的科研课题往往都被大学中的官员领衔，各类资源也掌控在官员手中，以至于竟然出现某高校40多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的新闻。

　　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在大学风行，学术文化反而退避三舍。人人都忙着争项目、发文章、拿奖励，大家都抢着做急功近利的事情和上下讨好的表面文章，再不济的干脆连学术自律都不顾，干起了剽窃造假的勾当来。试问，还有多少人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念学术经?我们的大学又能为潜心学术的人们留下多少不受污染的空间和土壤?

　　回到“武大沦陷”的话题上来。为什么学校三、四把手被捕，师生们会觉得“大快人心”而不是“引以为耻”?有教育专家评论说，这说明师生们对其做法早已看不惯却无能为力，因此他们被捕后才算出了口恶气。这从根本上表明大学领导的选拔、评价与监督，师生大多无权知情、无权参与，这是官场文化对学术的最坚挺的介入。而一些领导放弃学者操守、教育理想，实在是现实大学管理制度的某种必然，也加速了大学的教育与学术堕落。

　　或许我们该把灼热的眼光从对诺奖的焦虑和期待上暂时挪开，去注视大学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泛滥所导致的学术堕落。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性问题，大学才会回归正途，诺奖才有可能会在不期然间悄然降临。卢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