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同了，喜儿嫁给黄世仁不失为双赢选择，这是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在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探讨流行文化时遭遇的新话题。一位女生语惊四座，“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这么难，嫁给黄世仁，等手里有了钱，可以再自我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当年的白毛女也可以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可她偏要和黄世仁对着干。”红色经典被如此解读，着实让人不是滋味。

　　更没想到的是，女生这番“与时俱进”的论调得到了颇多响应者，“如果‘黄世仁’这个名字太容易引起争议，你也可以换成郎朗、费翔。本质上，这只不过是小女子的闺中情思，无涉任何历史观与道德观问题。”如果郎朗、费翔听说自己和黄世仁相提并论，不知做何感想。《白毛女》里，黄世仁干的是欺男霸女的勾当，如果活在当代，他已经触犯了放高利贷、强奸等多条法律，谈何潇洒风雅？无涉历史观和道德观的评价，只会洞穿文化底线，贻笑大方。

　　适逢新中国六十周年，主旋律作品不同以往的表现形式叫好又叫座。从《潜伏》环环相扣的剧情，到《建国大业》的全明星阵容、《风声》的悬疑色彩，都为人们熟悉的革命历史题材添加新料。过去，敌我斗争的话语方式严肃、内敛、不苟言笑，英雄和坏人脸谱分明，情节的同质，令人常有可敬而不可亲之感。今天如何讲出历史题材的新意，吸引年轻观众，是门大学问。好作品懂得如何在情节的曲折性、叙事的细节性、叙事的丰富性下功夫，而不是混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界限，用“当代生活哲学”全盘替代英雄主义、革命激情。

　　不可否认，眼下的观众倾向于在娱乐中生长，生活的距离令他们对牺牲、苦难、历史的理解流于浮浅。打着“英雄也是凡人，也有七情六欲”旗号的作品，恰恰看重了这一点，简化观众的欣赏趣味。所谓独树一帜却暴露贫乏的思想，吴琼花与洪常青的情感纠葛被当成卖点，杨子荣的私生子成了座山雕的干儿子……颠覆英雄，增加娱乐性，有历史常识和辨别能力的人能一笑而过，但对辨别能力弱又以个性为荣的人来说，这种潜在的道德危机值得警惕。

　　喜儿不会嫁给黄世仁，因为他们代表了历史上两个水火不容的阶级。如果喜儿嫁给黄世仁，只能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忍辱偷生。对历史的反转、归零、遗忘是可怕的。特定年代诞生的文艺作品，变化中也存有永恒的成分，即一个社会所尊崇的基本道德价值，这些经久不变的价值理念，同样是今天生活的道德基础。如果按照利己主义者的“理性”，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那么不难理解，为什么网上会流传黄继光因为跌倒才去堵枪眼，董存瑞没有舍身炸碉堡。重新审视过去，与当下生活接轨，并不意味着忘记荣辱，一切唯利是图。那些抽离时代背景的“以今解古”，是对精神和信仰最大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