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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导致这两位正厅级“校官”落马的原因，是他们涉嫌在该校学生宿舍的建设中受贿。

　　武大腐败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存在经济问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4天后，又爆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及副院长因涉嫌基建腐败被“双规”的新闻。

　　这只是新近披露的高校基建腐败的部分案例。 1999年中国高校全面扩招后，昔日的象牙塔渐渐变成了“蛀虫塔”。有专家分析，大学的超常规发展、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以及监管的空白，都是高校基建腐败的重要特征。

　　武大腐败案案发后，国家教育部召开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会。一位副部长在会上称：为期19个月的教育系统工程建设专项治理工作，已从今年9月开始。

　　“高校成了封闭的小社会”——这是大学基建腐败案高发的根本原因

　　本刊记者/王婧

　　武汉大学两名正厅级官员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让“象牙塔”在公众心目中清水衙门的形象轰然坍塌。

　　与武大腐败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存在经济问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4天后，又爆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副院长王志贵因涉嫌基建腐败被“双规”。

　　这只是高校基建腐败的“冰山一角”。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该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刘群在2009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因为在基建等领域“潜规则”大行其道，武昌区的8所部属院校中，只有一所院校没有人被司法调查。

　　象牙塔为何变身“蛀虫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工程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邓晓梅表示，“高校基建腐败与其他的基建腐败存在着80%的共性，即在基建的各个环节都存在腐败的可能，但也存在着一些独特性。”

　　“高校成为封闭的小社会”——9年来一直研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预防的邓晓梅用这句话来诠释她所指的“独特性”。

　　温床：高校的超常规发展

　　2001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曾发表《腐败新灾区：高校》一文，分析高校腐败的发生、蔓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萌芽，90年代中期的发展，以及90年代末开始大面积爆发。

　　7年后，南京工业大学基建处办公室主任孙义分析了中国高校基建部门100份犯罪样本，从数据上印证了《中国新闻周刊》关于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腐败大面积爆发的观点——1999年，南京市高校基建部门职务犯罪仅1件；2000年猛升至4件；2001年又翻番为8件；2002年头3个月就查办8件⋯⋯

　　高校腐败为何从90年代末开始大面积爆发？“高校腐败多发生于体制改革启动之际。”在孙义的论文中，他如是总结。

　　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而从1999年开始，高校开始超常规发展。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到了2005年飙升至530万人——扩大了近3倍。

　　与招生人数同步增长的，是高校硬件设施的大幅度跟进。“从1998年到2005年4月，平均每年新建校舍300万平方米，大多数学校每年完成的基建工作量都在20万至30万平方米之间。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

　　自扩招至2001年起的3年间，中国政府累计投入资金70多亿元。但这笔资金对扩张中的中国高校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如果按照当前北京大学约有3万学生计算，当年扩招的规模，需要在中国再建120所北京大学。而在短期内出现如此巨量基建项目，无疑为高校基建部门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同时，1998年《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颁布，明确了高校应“按照章程自主管理”，高校自主权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

　　据某高校基建处的一名员工回忆，从1998年到2006年之间该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厅对该校立项的批复上都会有“资金自筹”字样。而“资金自筹”也从那时起，逐渐取代了“政府投资”，成为高校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以武汉大学为例，2008年武汉大学基建投资计划共计15大项，其中国家预算投资1820万元，学校自筹7825万元，自筹资金是政府投资的4倍还要多。

　　对于“资金自筹”，北京某高校基建处一名员工解读——“言下之意，项目我批，但从哪里出钱我不管，至于如何用钱那就更不好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