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命同价”是近几年争议颇多的话题。最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中得到认定。

　　在这之前，在意外死亡事件中，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得到的死亡赔付是不同的。最典型的案例是同一车祸事件中，城市户口的死者获得死亡赔偿，是农村户口的两倍多。这种显性的不公平，遭到了民间强烈的指责和地方司法实践的突破，如今，它得到了立法支援。

　　可以预见，“同命同价”将得到无数的掌声和欢呼。但是，如何看待命与价的问题，实在不是欢呼可以作答。

　　应该说，已是过去时的“同命不同价”，并非荒唐法规，也不是没有经过思考的拍脑袋之举，否则，立法上的“同命同价”不会分娩得如此困难。

　　“命”与“价”的概念，不应简单划等号。生命的价值观，起码应该有两层，一层是与生而来的性命，此为生存的权利，在此层面上，生来即平等，本无高低贵贱之分，这是一种基本的伦理认知和政治认知。另一层，则为生命所表征的物质价值，最冰冷的转化，即为死亡赔付，因为每个人的所能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所需耗费的社会财富，会因区域发展差异、城乡二元结构和个体差异而不同。法理上的“同命不同价”，界定的只是后一个问题。

　　生命当然不能以价格折算，所以死亡赔偿金不是精神损失，也不是生命的对价，只是补充收入损失而已。 众人口诛笔伐的“同命不同价”，事实上是将生命的精神概念与法律的补偿概念对接，由此产生了两元分化，城乡差别，以及法律上的不公平等等之情绪。

　　其实，就我看来，对生命无价的精神层面尊重，以及对生命有价的物质层面补偿，才是最理想的格局。但是，因为无价，所以这样的格局，很难单以法律来完成，甚至也难以统一的标准来衡定。举个例说，火车撞死人的赔偿金倒是一视同仁的，但上限为300元的额度，你可以说公平了，但却难说尊重生命。

　　所以，“同命同价”，事实上是抛弃部分公平，而向政治与伦理靠拢，它归队于对生命价值的部分认同。相对于理想格局，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与之相关的，生命价值如何提升，城乡差距如何减小，公民身份如何平等，恐怕还都是无尽的问题。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