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命不同价”—我国死亡赔偿制度中的这一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更受到许多人质疑。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三审的《侵权责任法(草案)》新增规定：因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死亡人数较多的，可以不考虑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中国青年报》10月28日)

　　这则新闻，被许多媒体和网站解读为“侵权责任法拟规定城乡居民死亡赔偿同命同价”。实际上，这样的解读是片面的。因为，草案的规定明明是在“因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死亡人数较多”的情形下，才“可以不考虑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这说明了两点：一是死亡人数较多时可以考虑同一数额，如果是一个人死亡的，并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是否城乡平等；二是，这里面规定的是“可以”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那么，在何种情形下，又“不可以”呢？

　　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事故中，死亡人数多的，往往死者家属群集，而公众和媒体也特别关注，稍稍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如果再因为城乡差别或者其他因素，造成发放死亡赔偿金上的不平等，也就容易引发死者家属的不满，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事实上，就是没有法律规定，许多地方在这类重大事故中，也是由地方政府宣布，死亡赔偿金不分城乡、地域差别，一律20万元或者40万元。因此，立法者首先考虑在这样的死亡人数较多的事件中实现“同命同价”，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同命同价”并没有在《侵权责任法(草案)》中体现。实际上，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也是非常棘手的。“同命不同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司法解释确定了城市和农村两个赔偿标准，而城乡收入差别巨大，因而出现了赔偿数额上的巨大差别。当初制定这样的规定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死亡赔偿金不是对死者生命的收买，而是对死者家属的一种补偿，按照城乡差别作出一定的规定也在情理之中。但现代社会，人的流动性特别大，加之现代人权意识的高涨，城乡“同命同价”的诉求就越发强烈。

　　不过，是否要实行“同命同价”仍然存在争议。比如法学泰斗江平先生就认为“从民法角度来说，侵权责任赔偿，到底城市和农村是同命同价还是同命不同价，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够一概而定，这个前提不能绝对化。举例说，在国际旅行途中，飞机失事，把一个很有贡献的人的死亡赔偿和农民的赔偿相同是不合适的。”

　　而且，“同命同价”实现的标准也存在很大争议，到底是同一个城市一个价还是全国一个价呢？要不要考虑到死者的特殊因素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称：“立法时倾向于原则适用统一赔偿标准，适当考虑个人年龄、收入、文化程度等差异，统一标准不宜以城乡划界，也不宜以地区划界，而是人不分城乡、地不分东西的全国统一标准。”

　　无论如何，“同命同价”正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成为大势所趋。立法者既然已经在“同命同价”上迈出了一步，就不能在遇到困难时裹足不前。(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