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的利益链条

　　在法治社会里，黑恶势力如何能从“江湖混混”发展到称霸一方？从重庆“打黑”的成果看，几乎每一个“黑老大”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多个“潜伏”在党政干部、政法干警中的靠山。“黑老大”们用金钱女色、贵重首饰、名家字画、古董牙雕等收买极少数不法干部，形成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

　　在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检察机关目前已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47件共52人，其中厅级干部10人，涉及政法干警29人，涉及税务、工商、交通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8人。重庆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重庆市北碚区原副区长赵文锐，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原庭长乌小青，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原总队长陈洪刚，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等一批干部“落马”。“落马”干部中，有的拥有房产29处，有的收受一瓶酒就值7.6万元。

　　一位多年来控告黎强的受害者告诉记者，黎强曾当众表示：“随便你们到哪里去告，到处都是我的‘兄弟伙’”。公诉人的指控让黎强的“兄弟伙”大白于天下。他以金钱铺就了利益输送链条，其终端通向重庆多个政府部门，其中手握营运指标和非法营运查处权的运管部门更是其“主攻对象”。沙坪坝区运管所原所长肖庆隆，放任渝强公司17辆黑车非法营运，帮助黎强获得249万余元非法利益。他还给黎强介绍生意，帮助其收购70辆生活服务车。黎强则许诺肖庆隆“入干股”共同经营，分两次给肖庆隆银行账户上转款48万元。

　　税务部门也是黎强投放“糖衣炮弹”的重点。2009年2月，黎强为逃避税务检查，将重庆市地税局稽查科原科长曾安东约到家中打探消息，并当场送上2万元，后来给曾安东行贿10万元。曾安东则积极将渝强公司的部分会计资料、初步检察结果泄露给黎强。2009年6月16日，在曾安东的帮助下，渝强公司仅补缴税费及滞纳金15万余元，便掩盖了偷税数千万元的事实。此外，黎强对信访部门也发动金钱攻势，依靠信访干部的台前协调、幕后指点，制造集体上访事件，以此获取车辆营运指标。

　　经济上“漂白”　形象上“贴金”

　　重庆黑恶团伙积累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积极谋求“成功转型”，主要是三种手段：一是经济上“漂白”，以非法所得进军合法行业。二是形象上“贴金”，摇身一变成为冠冕堂皇的“成功人士”、“慈善人士”、“红顶企业家”。三是政治上“染红”，千方百计博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寻求“保护伞”。

　　黎强头顶的“红帽子”就有一大堆：重庆市人大代表、巴南区政协常委、区工商联会长、市道路运输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等等。黎强手下的渝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永红，也拥有巴南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头衔。

　　检察机关透露，涉黑的重庆江州实业公司董事长陈明亮，在通过容留吸毒卖淫、经营赌博洗码公司、放高利贷等非法手段敛财数亿元人民币后，开始积极“转型”，进军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古玩、仪器仪表等领域，俨然一副“成功人士”模样。

　　黑恶势力常常打出热心公益事业、注重个人修养的幌子，表面上力图与主流价值观相适应。黎强、陈明亮、岳宁等涉黑人员在被捕前都有从事慈善活动的经历。重庆国程公司董事长岳宁就参与创办过助学奖励基金和希望小学。他一面经营卖淫场所，一面打造“光鲜”的个人形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自己“想做一个雷锋式的好人”。黎强平时也常以客气、斯文的印象示人，其下属曾在记者面前称“我们黎总平时最喜欢读书”。

　　以雷霆打黑之势　清除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

　　“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三种颜色。”长期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陈世伟总结说，第一是“基因色”黑色，即通过有组织的暴力控制和非法手段，与常态社会对抗；第二种颜色是“保护色”红色，即寻求常态社会对自身的庇护，拉拢干部，侵蚀公权力；第三种颜色是“最高颜色”无色，当黑恶团伙发展到这一阶段，最具欺骗性，其犯罪行为危害最大，也最难察觉。

　　陈世伟认为，重庆一些黑恶团伙就处在向更高级别“转型”的阶段。重庆依法雷霆打黑，阻断其“转型”之路，正当其时。

　　为铲除黑恶势力，重庆公安机关对涉黑涉恶案件按ABCD分类挂牌督办，聘请律师参与重点案件办理，为自己找漏洞、挑毛病。重庆检察机关出台保证案件质量的规定，对罪与非罪、一般案件和涉黑案件严格区分。

　　重庆检方表示，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时，绝不压低也绝不拔高，打击面绝不缩小也绝不扩大，确保指控的每一起案件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准确，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新华视点”记者王晓磊、朱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