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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发自北京　针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新近的进展及面临的争议，未来又将往何处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陈春龙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跟日本人打官司不是为了钱”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败多胜少，这样的情况下对日诉讼还要继续下去吗？

　　陈春龙：的确，这个过程艰苦且不讨好，但不论多难，我还是认为一定要打下去。正如2004年7月8日中国民间人士在北京达成的宣言书中提到的那样：“无论有什么困难，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我们都要义无反顾地将索赔诉讼进行到底。这是良心的驱使，历史的托付，人民的期望。”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性质，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要件上看，都是一个法律问题，有确实存在的原告和被告，有明确肯定的法律诉求，有清楚明了的事实和证据，有可适用的国际法和国内法规范，有拥有司法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有大量存在的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类似的国际司法实践。

　　我们还可以发现，就在日本最高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之后，日本地方法院并未停止审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件。尽管日本最高法院极有可能比照过去案例方式结案，但在尚未审结的不少案件中尽量争取有利结果，争取正在酝酿中的新诉讼尽量立案，依然存在很大可能，依然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不战而屈自已之兵”的想法和作法是不可取的。

　　《国际先驱导报》：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陈春龙：我们跟日本人打官司绝对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知道过去还有这码子事，知道不论自身多么富强，都不可以再欺凌他国。

　　经过这十几年的对日索赔诉讼实践，通过日本法庭向日本和世界人民揭露和控诉了军国主义的罪恶，展示了违法侵权的证据，提出了合理的赔偿要求，起到了任何其他非诉讼方式所不能达到的社会效果。比如，日本大多数法院的判决承认(侵权)事实，确认了受害者的赔偿权利并提出了和解劝告，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载入历史。日本许多媒体对每一次败诉判决均作了相关报道，为“政治解决”形成了社会舆论压力。

　　“不信找不到个说理的地方”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呼吁启动国内诉讼程序，但为何之后动静却不大了？

　　陈春龙：其实，早在1988年就有过中国船员在上海起诉日本三井船舶株式会社的案子，之后自1998年到2006年，共有四起国内诉讼案件。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相关规定，中国法院完全有权依法审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人对日索赔诉讼案件。至于为何效果不明显？其中原因很复杂，毕竟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国内法院也会有其考量。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一定会有所改观。

　　《国际先驱导报》：是否还有其他有效途径？

　　陈春龙：当然有。如果在日本诉讼无门，我们可以在中国大陆打，也可以去香港打，美国打，乃至国际法院打。不信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 虽然日本法院错误判定“个人不享有援引国际条约在日本国内起诉日本政府的权利”，但是《联合国宪章》和诸多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了受害人控告的权利，我们可以向联合国相关机构、国际法庭等提出控告和申诉。

　　“民间索赔应形成合力”

　　《国际先驱导报》：民间联合索赔的方式是否更具有力量？

　　陈春龙：联合索赔这个建议不错，但关键不在我们。比如，有人提过以“中国人权基金会”为主体，可是它的背景其实也是半官方性质的，如果政府不点头，这些机构也不会出面。

　　目前我们唯一能作的，就是各索赔人士尽量加强团结，尽量紧密联系，尽量沟通信息，尽量互相配合。我想，毕竟大家的斗争方向和奋斗目标是共同的，都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恢复受害者尊严。大家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完全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达成一致，不要内耗，以形成更大合力，争取更大胜利。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么看日本律师团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呢？

　　陈春龙：这是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酝酿提出的中国民间索赔诉讼的新的方案。“政治解决方案”提出的依据和前提，是日本最高法院“4·27”判决中国劳工败诉判决书中的那句附言：“劝告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于受害劳工进行补偿”。十余年来，日本法院就中国民间索赔诉讼并未少向政府提过“劝告”，但事实表明很少发生作用。

　　“政治和解”的初步内容就是三点：承认事实、谢罪、补偿。如能在中国受害人与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之间，完全达成上述协议，不再横生枝节，既可在道义上满足中国受害人的正当诉求，又可在经济上得到一定的物质补偿。尽管不是通过司法机关的权威法律裁决，但也许勉强算得上是“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