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被死亡”的现象，我首先要说的是更广泛层面上的国家基础数据失真问题。如果全国农村都像报道的村干部那样，人口登记系统会遗漏多少人？数据失真问题又会产生多大的危害？

　　在河南郸城县一些地方，竟有不少人神秘“被死亡”。记者调查的一个1800多人的行政村，就有300多老人户籍被注销，至今仍有200多人没能恢复。据调查，这些村民的户口是1998年被村里注销的，当时村里为了截留村民上缴的提留和集资款，就把这些老人的户口按照“死亡”上报到派出所。(据“中国之声”报道)

　　其实，相关报道反映的现象在我国以不同形式广泛存在，笔者作为经济研究人员早已见怪不怪了。

　　不难想象，那里的干部为了“集体利益”(抑或自己的利益)既然敢在派出所把活着的人的户口注销掉，也敢让统计人员作假，敢对上级说假话。对此现象，我首先要说的不是事件中直接看到的正义与邪恶问题，而是更广泛层面上的国家基础数据失真问题。如果全国农村都像报道的村干部那样，我们国家的人口登记系统会遗漏多少人？各种各样的数据失真问题又会产生多大的危害？

　　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对国家经济社会的良好管理，都应以基础数据的基本真实为前提。国家的人口、土地、资本规模和构成，国家主要产品的产出规模和构成，以及国民产品的分配与使用情况等，都应该是国家的基础数据。由于社会经济的复杂性，让这些数据完全真实可靠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则很不应该，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反思和警觉。

　　河南周口市发生这样的现象，从全国角度看，必然产生数据的系统性偏差问题，因为当地干部荒唐造假的理由在其他不少地方也同样存在。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件偶发事件谴责一通了事，应该想一想与此有关的更大层面的问题。

　　尽管国家重要社会经济数据的采集、整理和发布方面的工作在近几十年里有极大进步，但是，同样要承认，国家基础数据工作还远不完善，也远不能适应对社会经济进行科学管理的需要。

　　引起国家基础数据失真的原因，有技术方面的，也有社会经济体制方面的，两方面的原因都不可忽视。

　　在技术方面，有的是统计成本太高，没有办法得到可靠数据，比如一些极为偏远的地区。但也有的数据失真与统计技术和概念的缺陷有关。例如，我们经常讲城市化率多少多少，那么，我们划分城乡的依据合理吗？我看不尽合理。现在，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反哺农业、补贴农民，可是，谁是“农民”？是9亿左右的户籍农民还是常住在农村的人口？抑或是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从实践看，不少补农资金按照户籍搞了平均主义，实际上造成了不平等，降低了国家资源的配置效率。解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问题，正确定义“农民”，早已迫在眉睫，而我们似乎仍没有什么好办法。

　　社会经济体制对国家基础数据质量的影响更值得注意。在实践中，我们有一个数据“两张皮”的老大难问题。一方面，我们有相对可靠的抽样调查和社会经济普查数据，用来向社会发布。另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又层层编制和上报另一套数据，并在决策、奖惩以及资源分配工作中以其为依据。正是两个原因，河南周口农村的一些干部才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因为计划生育对干部的“一票否决”，就有干部会隐瞒涉及人口数；因为社会综合治理的“一票否决”，就有干部隐匿群体性事件而不通报上级政府，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这次河南周口农村披露出来的现象，只是因为“把活人说死”，才引起人们注意，其实，相关现象早已是一个官场的不良“潜规则”，我们不过熟视无睹而已。

　　问题摆在那里，我们还要“开药方”吗？不必了。慢慢解决吧。陕北民谚云：不怕慢，就怕站。中国人不笨，就怕有了想法也不去做。（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