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研究对手，对手也在研究你

　　10月26日下午，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东头一间狭长的屋子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刘卓一手拿起电话，一手移动电脑鼠标，打开了一个文件。

　　“是从T3航站楼传过来的一个案子，他们把不准。”刘卓解释说。

　　这间屋子的门口挂着的牌子显示，这是北京边检总站遣返审查所证件研究中心，刘卓是这个中心的副主任。

　　对于一般情况，出入境关口的边检人员都能及时作出处理，但时间只有短短的45秒，边检人员要审查完8项内容，没问题的立刻放行，有问题的提交审查。

　　查验一本证件45秒，95%的旅客候检时间不超过25分钟是他们自行的规定，这样才能使旅客出入境更加快速便捷。

　　这一次，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是中亚某国一入境中国男子的签证，前台的边检人员对其中某一页有疑问，但不能确认，于是传到了证件研究中心。

　　刘卓将这一页的扫描件放大后，与电脑里已经保存着的该国的一个标准签证进行认真比对，结果发现存在许多差异，多处特征与标准版本不符。

　　这样精确的鉴别，对于29岁的刘卓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伪造假冒证件到了他的手里，基本上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他的大脑里装着100多个国家上千种类型的证件。”遣返审查所政委李伟说，拿到一本签证或护照，边检人员首先得分辨出这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护照，这些国家或地区使用的是什么防伪技术，再根据这些防伪技术一一进行甄别。如果观察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没有达到标准，就肯定是伪造的。

　　刘卓说，证件研究中心平均每天要鉴定20本护照，每年要对六七千本有伪造嫌疑的护照进行鉴定。

　　这个公安部的专家型人才，科技奖评审委员会的专家评委说，为了防止伪造，世界各国对证件的防伪技术非常重视，经常推出新版本，今天换了护照，明天换了签证。“所以，看图片也好，拿着实物也好，反正要潜心研究它。”

　　对于造证和查证的两方来说，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造假集团这次造了一批，发现一个也过不去了，他就得研究。”刘卓说，有些造假集团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购买鉴别机器，研究可能的突破口，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一个新版本的护照推出后，最多两个月，伪造的护照也会出现。

　　而此时，许多口岸甚至还没有见过新版本护照。

　　他介绍，现在仿得比较逼真的签证或护照，都是造假集团模拟护照制作的整个流程，自己进行电脑扫描制版做出来的，不像以前的彩色打印，一看色泽就能辨别真伪。

　　“你看他在看电脑，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对手也在看电脑。”李伟看着刘卓的工作情景，形象地打着比方说，“对方也在研究，我做出了一版假的，他怎么识破我的。识破后，我得到了信息，我要进一步改进，怎么改？造假的水平就这样慢慢越来越高了，现在多是局部伪造、局部涂改和某页的拆装，肉眼可能难以识别。”

　　“这就是看不见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李伟说。

　　偷渡会破坏国家安全

　　“法律上没有偷渡这个词，正规的说法是口岸的非法出入境活动。”北京边检总站副总站长聂建世介绍，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并不关心本国公民出境行为，像美国，就只有入境检查制度，没有出境检查制度，他们关心的是非法移民，因此这些国家大多设有移民局。

　　聂建世说，中国的出入境操作程序比任何国家都要严格，“这是为了对国际社会负责”。改革开放以后，非法出境行为比较多，一些人为了“淘金”，盲目地进入一些较发达国家。

　　在聂建世看来，非法出入境活动的危害在于，它首先影响了正常的出入境活动。比如近年南美某国推出了出入境新措施，想要去该国旅游的外国公民可以随便进入，但中国偷渡者将之作为去发达国家的跳板。因此，该国又恢复了严格的措施，不过仅针对中国。

　　“在我看来，问题最严重的在于，偷渡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聂建世说，“有些偷渡人员采用不法手段混入隔离区，甚至混上了飞机，如果是恐怖分子，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我国已把对恐怖分子和涉恐人员的防范作为边检的重要任务。“过滤网过滤得越严格，越能减少危害。如果过滤得不紧，把这些人放过去，造成的后果会非常可怕。”聂建世说。

　　贺志向也认为，从一些深受恐怖活动之害的国家来看，偷渡造成的危害不可估量，所以很多国家特别注意对不明身份的人员进行审查。但有时候囿于条件，他们的验证工作非常烦琐。

　　有一次，一个原籍我国西部某边远地区的偷渡者被遣返回来，遣返审查所向当地公安部门核实此人身份。结果，当地警察开了4小时车后才到达这名被遣返者家中。

　　“我们要求对方把这名被遣返者的照片传真过来，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但对方说他们那儿没有传真机。”贺志向回忆，无奈之下，遣返审查所只好用手机拍照，发彩信给这名警察，然而再由他交给被遣返者的家人确认。

　　“恐怖分子是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大敌，我们的工作做得越细，效果就会越好。”贺志向说。（记者 叶铁桥 刘万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