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信仰与委婉表达

　　与1957年不同的是，1990年的转折带给江平的，是释然。他在当天全体教师大会上说：“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

　　这一事件给江平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说，如果说自己的人生要找一个贯穿始终的东西，追求民主自由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只是有时候激烈一点，有时候隐性一点。1990年以后，这些从年轻时期开始累积的基因开始发酵，“它超过了对很多利益的考量。”

　　早在苏联留学期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引发了江平深入的思考。“为什么昨天还是一个伟人，今天就成了一个杀人犯？”思考的结果是，这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原因，而有制度的推手在里面。

　　22年的右派经历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想：“中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江平说，自己给人生的一个大的准则是尽量不说违心话，尽量不做违心事。“在政治运动横行的时代，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在那些日子里，他秉持的一个原则是“政治条件不好，就不说话”。

　　到了90年代，江平认为说话的余地已经很大了。他说，自己对形势有一个大的判断，就是中国不可能再有1957年那种风险了。“不会被抓起来，不会被戴帽子，中国不会再出现反右的运动了。这跟自己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有关。”

　　与他相熟的律师张星水说，江平不仅是一个长于思考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善于选择表达的人。“他会权衡表达的风险和效果，以期事半功倍。”

　　张星水认为，江平的这种态度，让他在官方和民间都沦为“少数派”，“官方认为他有些激进，民间则认为他有些保守”。

　　曾经在2003年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的张星水承认，自己在2001年到2005年非常激进，虽然也是有序的表达，却是“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江平与他做了很多沟通，从2007年开始，张星水趋于缓和的表达。

　　一位前辈的眼神

　　江平所参与的公共事件，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法律逻辑，从而用这一逻辑去驳斥其他的逻辑。被驳斥的逻辑里，既有政治的逻辑，也有民粹的逻辑，后者让他显得更与众不同。在2008年10月一次讲座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他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一位听众旋即站起：“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江平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上的“护法”言论，也同样惹来了如潮的非议。

　　“他对法治的信仰已经深入骨髓，”张星水说：“任何其他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这种信仰，无论是政治的力量，还是民粹。”

　　而这种信仰背后的动力，还是民主与自由。在江平看来，“法治的基本东西，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

　　“民主说透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要创造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去选择一个最好的政治家来领导中国。而这种制度应当是透明的、公开的。”

　　他说，自己过去不太尊重政治家，近些年才发现，法律人要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没有政治理念的法律人可以在有关执法的是非判断上很清醒，但却可能在所执行的法是善法或恶法上判断很不清醒，这并不奇怪。”

　　在中国法治的进程上，江平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进两步、退一步”。“这就是说，你进得要是太快的话，可能就被别人反对掉了。只有进一步，妥协一些；再进一步，再妥协一些。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都是笔直地、不断地往前进，这不太可能。所以，前进和妥协，改革和妥协都是正常的。”

　　在江平看来，“前进的两步”主要来自于民间的推动，“但推动的程度，还要取决于领导人的认可。”

　　他坚持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循序前进，只能在目前的体制内进行。“中国这么大，一旦出现了极度的混乱，那中国是非常难以想象走向何方的。中国如果走到这一步——可以到你的床上踏上一只脚，可以随时把你的财产没收，穷人再搞一次革命，财产再一次分配——我想这不能够带来民主，恰恰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江平说，60年前，自己为了民主、自由而呐喊，60年后，这一目标仍然未变。“好在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新闻媒体采访多一点。要充分利用每一次机会，来宣扬法治理念。”

　　江平所能利用的另外一块平台，是演讲。“相比起写文章来，我更喜欢在讲台上发挥我的思想。”他说。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毕业生这样描绘江平演讲的现场气氛：“现场热烘烘的，让人虽然冒汗却移不开步，我们便如善男信女一般，听着先生布道，感觉是听了天籁之声，只知道它熨平了我的五脏六腑，让人有一种本能的冲动。”

　　去年冬天因中风住了两个月的院后，江平说现在已经是“保命第一”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起到了铺石筑路的作用，现在已接近完成我们的使命，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希望青年人接过接力棒。”

　　采访过程中，江平经常会陷入沉思。除了斟酌字句外，还有去年末的中风留下的后遗症。“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