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的创新

　　“在中科大的实践表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和创新思维的教育家。”张瑜。

　　当时的中国大学推行的苏联模式，学科分得相当细，但钱学森认为这无法培养出拔尖人才，他更欣赏美国人理工结合的做法。尽管囿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他不能提出这些意见，但在工作中他还是尽其可能积极而巧妙地推动一些改革。

　　为了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钱学森聘请了一流科学家为学生授课。“他当时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给你们调来了!’”张瑜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一年级的时候，请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给我们讲物理课，到了二年级,由著名科学家钱临照讲物理课。三四年级时，请中科院力学所的卞荫贵讲授流体力学。”

　　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除了科学，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曾是上海交大铜管乐团的重要成员。“他常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涂元季说，“他认为，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

　　在科研岗位上，他的眼界同样高远。

　　1961年，王永志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受到曾任首任院长钱学森的亲自指导。25年后，王永志成为第6任院长。“那时，尽管钱老工作非常繁忙，还是经常挤出时间在小礼堂给大家开讲座、作报告。他眼界高远，知识面宽，每次聆听，我们都受益匪浅。”王永志说。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郑重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王永志说，“他经常跟我们说，中国航天不仅需要将才，更需要帅才。”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王永志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钱老专门给王永志写来信件，交代作为总设计师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年代不同了，在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人可以说了算，但现在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忆起恩师的教诲，王永志至今历历在目。

　　普通人的爱心

　　学而优则仕，但钱学森是个例外。“钱学森70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每一次都是组织上安排或代表硬选，他才被动接受。”涂元季在已发表的《钱学森书信》中初步统计了一下，钱老在几十年的书信中辞掉了头衔达30多个。

　　对于利，钱学森同样淡泊。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在将奖金捐出时，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涂元季回忆，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组织上曾不止一次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若有一栋小楼和一个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利于身体健康。”当涂元季劝他时，钱老总是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