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三：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

　　时间：2009年8月22日下午

　　主题：外来务工人员在温州艰难讨生活

　　8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只见大厅内熙熙攘攘，外来务工人员三五成群，或坐或站，一边闲聊一边等待雇主。记者随后随即采访了几位寻找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

　　王伟来自湖北省荆州市，今年40岁，原来在荆州市的一家棉纺厂工作了十几年，1994年时企业不景气他被辞退，下岗后一直靠做零活和做小生意为生。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到温州。

　　来到温州后才发现这里的大公司很少，都是家庭式的作坊和小厂，每个企业基本上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工厂环境也很差，炎热天气里车间温度特别高。住宿条件也比较差，一个大房间里住一二十人，最小的房间也有8个人，房间里就是光板床，褥子、凉席都要自带，连电风扇都没有。他也曾经问过企业是否能提供医保、社保什么的，但是面试的企业除了告知工作时间、住宿、加班等，对保障基本闭口不谈。

　　王伟说，他本来还怀着找个好工作的想法，结果一个月内都没有找到活，只做了两次零工，给学校和移动基站刷油漆，总共干了4天，给了300元工钱。现在一天的生活费也要三四十元，他从家里带来的一点钱花得也差不多了。

　　“现在我想找个哪怕差点的、但时间能长点的工作，咬牙也做了。”王伟说，“快要到秋天了，我心里很着急，今年过年前如果赚了钱就回去，赚得少就干脆在这里过年。”

　　王伟说，在温州这边他感过一次冒，但是大医院太贵根本看不起，他只能去旁边的小诊所买药，总共花了32元，这周围的小诊所很多，都是打工的人去看病。

　　王瓯翔(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副书记)：温州市外来务工人员有327万人，在温州各类用工单位中，农民工占到了80%-90%，其中中小企业的一线员工几乎都是外来农民工。

　　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用人单位平均用工时间长达10个小时，重活、脏活、难活、险活大都是农民工承揽，少数单位根本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目前在温州享受劳动保障的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很低，最多有30%的工人享受社会保障。

　　专家点评

　　王永昌：尽早建设“生活大国”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王永昌博士建议，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民消费能力，从“民生”中要生产力，尽早实现我国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

　　王永昌说，建设“生活大国”，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国家要着眼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促进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协调并进。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一是独立住宅、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新的中产阶级形成、专业人员及白领职业队伍迅速扩大、加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等。

　　王永昌认为，世界多数国家在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成功转型与停滞不前的两种案例。西方发达国家在转型中“福利国家”理念骤然强化。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通过罗斯福新政提高社会救济、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内需，成功摆脱困境。反之，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相继达到或接近5000美元，此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被称为“拉美陷阱”。这些国家大幅度削减关税，过度依赖出口，内需不足；国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轻视民生问题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增多，城郊出现大量失地农民、贫民窟。

　　王永昌说，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建设“生活大国”必须首先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国民收入分配看，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不断上升；从国民收入支出来看，我国投资率近十几年来持续攀升，从“六五”到“十五”期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消费率却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从再分配调节来看，政府再分配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险缴款和收入税，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从1992年到2005年，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有的年份高出一倍以上，说明政府并未发挥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政府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近一半用作与社会福利无关的用途。

　　王永昌建议，必须从民生出发建设“生活大国”、“消费大国”，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橄榄形社会结构。在今后内需达到一定水平后，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将用于支持出口、补贴外国消费者的钱用于支持消费、补贴国内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