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论”，即认为中国作为西方大国的利益攸关方，必须承担和发挥相应的责任。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作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明确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论断。2007年3月5日，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史教授丹尼·弗格森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买下中美国》的文章首次提出“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2008年夏季出版的《外交》杂志发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一文，首次提出“G2”概念。这些概念提出后反响强烈，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关系，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其背后隐含的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

　　“替代论”，即认为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式微，注重独立、创新和渐进改革的中国发展道路将成为新的普世话语。代表性观点是“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发表的题为《北京共识》一文率先提出的。雷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北京共识”将取代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客观地看，尽管“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功经验和发展道路的高度认可，但至于说“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则既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应是追求的目标。

　　“阶段论”，即认为中国模式具有“转轨国家”的普遍特点，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世界，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消亡了。有国际舆论针对中国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表现认为，这并非中国现行社会制度优越于西方的充分依据，而是说明沿袭于计划体制的政治运作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应对危机环境的模式，长期看，中国具有的“制度优势”很可能是一种劣势。还有外国舆论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发展成绩惊人，但问题也不少，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只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不难看出，“阶段论”的实质是把“现代化”看作“西方化”，把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均质运动，而非不同历史主体的多元互动，这显然是有违事实的。

　　“失衡论”，即认为中国的发展表现为出口导向与内部需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失衡关系，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2009年初，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戈夫在法国《回声报》发表题为《中国能否避免危机？》一文认为，“在全球衰退开始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性已经受到怀疑。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还有经济学家估算过，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如此高速的增长，那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扩大到无法维持中国现有水平的程度。”“更好的办法是，设法通过内需来弥补美国需求的下降，但中国的经济体制似乎无法快速实现这种转向。”毋庸置疑，我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不平衡关系问题，但若据此否认中国发展的总体平衡性和可持续性，显然是有失公允。

　　“对立论”，即认为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模式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有学者在总结和论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之道时，为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往往把当今某些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说得一无是处。更有甚者，对于美国经济衰退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在不受其影响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即所谓“脱钩论”。事实上，如果不是广泛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当初的中国没有必要实行对外开放，更不会有今日中国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因此，主张“脱钩”、“例外”、“特殊”等“对立论”的观点难以服众。

　　“领导论”，即认为国力日盛的中国应确立新的国际观，勇敢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有国外学者认为，“在实际行为层面，中国实行的是‘跟着走’或者‘随大流’的政策，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可以从从前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放弃从前的孤立主义路线，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但如果当时没有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观，美国很难很快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领导力和道德影响力的急剧下降，有人主张国际社会不能没有“领导”，而纵观当今世界，除了坐拥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依然保持强劲经济增长势头并且乐于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了，因此，中国应乘势而上，实现国际政治经济领导权的变革。应该说，这种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该发挥的国际作用的期望，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区分合理的责任与国际事务领导权之间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