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务公开的核心内容，成都市近日决定将市、区(县)和乡镇(街道)三级政府的权力依法“清理打包”，并通过网络公布于众。(11月10日《济南日报》)

　　公开权力清单的积极意义，无需赘言：一方面，权力运行清单一旦细则明确并公诸于众，可以有效防止权力乱用、滥用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对公众而言，在权力清单明确公开之后，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的权益清单、权利清单的更加明晰与具体。如此一来，公民的各项基本权益和权利，就能够比较完备地被赋予、被尊重。当然，进一步说，职能部门的权力清单被公开的过程，亦能为进一步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打下坚实制度完善根基。

　　但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可以将公共决策与行政管理分成酝酿、构建、磨合与最终成型不同阶段的话，那么，成都市当前探索逐步公开“权力清单”的过程，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在肯定这“一步”重要意义的同时，还期望成都市相关方面，能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促使“权力清单”在公开之后，能够在制约权力、保障权力方面，切实达到预期目的；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地区全面进行政务公开，提供可资借鉴的蓝本。而非仅仅使公开权力清单成为徒具观赏价值的过程。

　　对公开权力清单怀有谨慎乐观的心态，是基于检视现实后的考量。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厘清权力是否为法定、职能部门自身到底有多少项权力等问题上，即便是那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完全达到清晰、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结合现实中林林总总的案例，“依法行政”的程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证，让人担忧。另一方面，无论是成都市前期完成“权力清单”明确历时八九年的时间跨度，还是因为牵涉到斩断部门“谋福利”财路而遭遇的阻力看，即便是在权力清单被公开后，我们依然担心，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因为缺乏配套的监督与惩戒机制，权力运行阳光化的全面落地，仍可能会有一个滞后期。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要想使“新制度”尽快完善与落地，逐步改善权力运行的习惯与行使权力秉性的“功课”，必须提前做好。因为，在各级部门行政行为逐渐“电子化实现”的过程中，如果说工作人员的办公技术培养、办公习惯养成，是容易解决的话，那么，在常态执法的过程中，职能部门各种行政行为是否严格遵循了“权力清单”而运行，普通公众很可能难以轻易作出判断。原因很简单，在行政诉讼律师较少、可以提供给公民咨询服务的部门和机构屈指可数的情况下，对普通公众而言，要想让他们在多达数千项(成都已经公布的权力清单就达7437项)的权力项中，找出对应到自己的那一项，并作出这种行政权力的运行是否合法的判断，恐怕并不简单。

　　所以笔者认为，在“权力清单”公开后，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提升自己技能、养成透明行使权力的同时，还应该在依法行政过程中，能养成主动告知的习惯。比如，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后，除了能用电子监察子系统记录执法过程、罚款数目外，能否及时告知被罚者：被罚的原因是什么，对应“权力清单”具体执行的条款是哪一条等等。当然，履行告知的义务，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共行政的成本。但在“新制度”完善、磨合的过程中，增加这一程序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习惯与意识，能通过这个过程被逐渐培养；公众的权利意识，亦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重要的是，配套的监督与制约程序，能充分介入到权力部门的执法过程中切实起到监管作用。 (李记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