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巨大的部长

　　在低调的背后，周济也有固执的一面。

　　一位教育部的官员回忆，在周济上任之初，有些官员找到他，向部长提起某项改革。部长总是打断：别和我提这事！

　　2003年，扩招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正是周济就任教育部长的第一年。在那之后，大学生就业压力一年胜似一年，到2006年，这一以往的精英群体，被教育部降格为 “普通劳动者”。与此同时，择校愈演愈烈，基础教育学生压力不减反增，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学术造假层出不穷，高考改革迟迟不见推动，高校债台越垒越高。民众对教育的不满，已经达到历史的顶点。

　　2005年10月15日，周济在2005年亚洲教育论坛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称，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9%，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我国现已建立了一个基本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目前，全国各级各类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2.5亿人，教师达到了1300万人。

　　在扩招之后，是教育质量的倒退，此种“国际公认”的“成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之前的2004年底，周济还曾在国务院新闻办表示，中国的研究生水平远胜欧美。

　　“如果中国教育的成绩如此突出，就说明没有改革的必要了。”这位教育部的官员说，“但实际上，只要看看民众的不满就知道了，中国教育改革已经陷入了10年之久的停滞。”

　　这一说法，在教育家杨东平那里，则被表述为“倒退”。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才是“真改”。

　　改革的逻辑和路径，学界早已讨论了无数次，“还高校以办学自主权，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被反复提起，但又被悄悄放下。这位教育部官员慨叹。

　　“他始终是靠勤奋在做贡献。”周济离任之后，这位不愿具名的教育部官员说。教育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周济的独善其身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应对复杂局面的无奈选择。

　　6年来教育部所取得的成绩，往往通过财政部大力支持的项目体现，例如“面向21世纪行动计划”，而几乎没有教育体制改革的抽丝剥茧。

　　“总理批评了不止一次”

　　此前，民办教育界持续的呼吁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2002年，也就是周济就任部长之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一度被认为是民办教育的春天来临。孰料在周济上任之后、于2004年3月18日公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却打开了“名校办民校”的闸门。

　　“这让我们哭笑不得，名校办民校，原本就是用了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就不该二次收费。可你看看，一个利益集团却要把两头的好处都攥在自己手里。”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场弱肉强食的游戏开始上演。

　　“假民办”与“真民办”争夺生源大战的结果，是前者的步步紧逼，后者的节节败退。信孚教育集团的学校，在那个时期关闭了7所。而北京汇才中学董事长侯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办学校每天都在死亡。

　　在公权力越勒越紧的局面下，民众期盼的“大教育家”的身影愈行愈远。2009年教师节，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罕见地到北京市第35中学初二5班连听5堂课，发表了详细的点评和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温家宝掷地有声。

　　巧合的是，就在周济离任教育部的当天，航天之父钱学森去世。他生前特意告诉温家宝，中国缺少教育大家。

　　此时的教育部，却依旧处在旧体制的惯性之中。在年初两次公开征求意见之后，《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制定，就重新回到了内部起草决策的老路上。甚至有教育部官员对主持召开多场“为教育改革献计献策”研讨会的杨东平说：就你们才把改革当回事儿！

　　原本向社会承诺的纲要公开日期，也由5月一路拖向7月、8月，时至今日尚未见踪影。

　　“作为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总理已经批评了不止一次。”教育部官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