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北京的“大城管”探索

　　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各地开始以“柔性执法”来重树城管形象，各种“创新”应运而生。有的城市发明了“眼神整治法”，有的城市组建了“老太太执法队”，急于改善形象的城管，被网民调侃为患上了“强迫症”：“不仅强迫做好事，有的地方还强迫城管队员每天写一篇毛笔字、一个月背诵10首唐诗。”

　　身处一线的老李认为，城管不能光靠态度解决问题：“一旦执法人员砸掉了人家的饭碗，就跟人性不人性没有多大关系了。在利益面前，态度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有城管队员直言，没点儿“力度”，根本完不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完不成任务，考核就通不过，在现行考核体系下，文明执法犹如秀才遇见兵。

　　另一种思路是：强化城管权威。今年9月，广州在“大部制”改革中，设立了隶属于公安的城市管理特勤大队，即“城管公安”。

　　无论是“鸽派”还是“鹰派”，这些改进的成效均被怀疑。正如一些网民质疑的，当“追打、暴力”成为城管的社会代名词时，这就不是哪个具体城管人员的问题了，而与城管的制度设计有关了。

　　今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一个课题组，提出了“大城管”方案，一度被媒体热议。其核心内容是：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由市长任“一把手”，统筹各职能部门，实现城管的管理权和执行权的统一。该项目负责人翟宝辉说，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在资源充分整合的情况下，为很多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让专家们兴奋的是，本市城管变法中的“崇文模式”和“顺义模式”，或多或少的实践了“大城管”理念，触及了体制和职能问题。

　　崇文模式：放权街道

　　过去，队员们执法回来，先跟王建华汇报 “没出什么事”。如今，冲突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少。在崇文区，城管执法已不再是城管一家的事了，公安、工商、消防、卫生……所有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都要参与。穿着各式制服的人组成综合执法组，每个执法组40余人，由街道办主任担任执法组“组长”。

　　“过去街道只是考核员，现在成了指挥官。”王建华介绍说，街道综合执法组有“四全”：全权，享有全部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力；全时，24小时全天候巡查监管；全管，管理一切违法现象，没有盲点；全责，考核落到街道，街道负全部责任。

　　在2009中国城市管理发展年会上，这种把城市管理放权给街道的新模式，被誉为“城管突破”，获得了中国最佳管理城市奖。

　　崇文区的相关负责人形容，综合执法队就像个有力的拳头，使很多“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仅一年时间，在城八区市容环境卫生考评中，崇文从靠后的位置跳到了第一。去年，北京全市城管执法系统考评中，崇文也是状元。

　　“各执法部门被绑在一起由街道考核，很多顽疾从根本上得到了治理。”王建华认为，“联席执法”调动了各职能部门和街道的积极性，也推动了从突击整治向长效治理的转变。

　　顺义模式：强化监察

　　相对于崇文在“怎么管”上的突破，顺义改变的是“管谁”的问题。

　　奥运会后，城市环境和秩序出现了“反弹”，这让顺义城管大队大队长周霆钧睡不着觉。反思奥运期间各政府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周霆钧觉得，城管管谁的问题应有所转变。

　　城管该管谁？形象地说，孩子不学好，是打孩子，还是教育家长？周霆钧认为，教育家长更重要。“许多城市顽疾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城管可以依靠监察手段，整合街道、乡镇、工商、市政等部门的资源，督促行政作为。”

　　今年顺义城管开始试水这一理念。对于有影响、难度大的、因不负责任、管理不到位出现的问题，向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政府主管领导发送《责令改正通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揭发”管理漏洞。

　　“刚收到城管大队发送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还真有些不适应。”顺义区石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周明远说，镇长把城管“挑错”的照片，在大屏幕上逐一播放，给他们很大压力。

　　“监察”要想让各单位买账，制度保障的“尚方宝剑”必不可少，在拆迁问题上，城管大队就拿到了这么个《实施意见》。 该实施意见提出：区长担任工作组组长，城管牵头协调各部门，履行查处违建的监察执法职能。在城管监察下，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电信等部门要切断对违建的服务。公安、工商等部门不给违建办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关手续。 该政策实施后，有效切断了通过违建赢利的途径。今年上半年，顺义拆除违建80多处，10万余平方米，超过去年全年。

　　这一模式被媒体称为“城管管官”，70余家媒体采访了周霆钧，专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虽然受到置疑，但周霆钧仍告诉记者：“将‘大监察’制度化的探索，仍在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