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饲养宠物尤其是养犬，已成为城市中不少家庭的一种生活情趣，甚至生活时尚。爱犬人士认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养犬可增添家庭乐趣；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大都市，狗还是老年人最好的伴侣。但在不少反对养犬的市民看来，狗屎遍地，污染环境；狗吠扰人，四邻不宁；无证养狗，随意弃狗；恶狗伤人，犬病难防。狗本无辜，但因为狗，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两个利益群体，引发了不少矛盾和对抗。

　　据上海市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有50%的被调查者赞成城市家庭养犬，而另有50%左右则极力反对。然而出奇一致的是，大部分被调查者都要求立法规范城市家庭养犬。不少地方立法机关正顺应民意，加快地方立法步伐。但如此“势均力敌”的民意碰撞，在近年来的地方立法中还真不多见，这无疑也加重了立法的难度。虽说“立法就是在矛盾焦点上砍一刀”，但这一刀砍在哪里，却直接涉及到养犬市民和不养犬市民的切身利益，决定了养犬引发的种种矛盾能否顺利化解；立法者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到“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要避免尴尬，首先要理顺科学养犬的管理体制，明晰政府职责。而养犬办证收费，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政府如果以收费代替管理，以经济成本调控养犬数量，一旦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不到位，加上收费不合理，市民最理性、最经济的选择恐怕就是放任自己的宠物成为“黑户口”。据上海市公安部门统计，全市至少有60余万条宠物犬，但只发放了14.7万张犬证，有将近3/4的宠物犬是“黑户口”。

　　不少上海市民不给狗办证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市中心2000元、环线内1000元、郊区100元”的收费偏高，资金的流向和使用不透明，且相关的服务跟不上。比如市民养狗，需要打交道的部门和机构就有公安、畜牧兽医、卫生、工商、城管、街道居委会、小区物业以及宠物医院、宠物协会等，顺利走完流程，少说也要一周的时间，由于地点分散，还要饱受舟车劳顿之苦。而同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模式就要科学、便民一些。香港市民凡是饲养五个月大或以上的狗只，同样必须申领牌照，但是申请牌照并不需要耽误太多时间，可以在为狗注射狂犬病疫苗或者植入微型芯片时一并办理；而领取牌照的方式也很便捷，既可以到渔护署辖下的任何一间动物管理中心及发牌中心领取，也可以通过已注册的兽医诊所或爱护动物协会代为领取。狗牌照的有效期限是3年，且费用低廉，由授权公职人员植入晶片和施种疫苗的狗只的牌照费用是80港币；由授权的私人执业兽医植入晶片及施种疫苗的狗只的牌照费用是46港币外加额外的服务费。由于手续简便、费用低廉、服务到位，加上高额的罚款，香港很少有市民选择让宠物成为“黑户”。一旦宠物上了牌照，意味着已经植入了晶片，根据编号就可以查找到主人的资料，不仅避免狗走失或者被遗弃，也为政府部门实施行政管理提供了不少便利。

　　要避免尴尬，政府还要善于发动社会自治力量。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政府的行政权力介入社会生活，有时不能缺位，如环保、交通；有时不能越位，如公民私域生活；但也不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无孔不入。一方面，全能政府模式只会加重行政成本负担，降低行政管理效率；好钢用在刀刃上，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应当把有限的公共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投入到最需要的领域；另一方面，这也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自治的形成。

　　在处理养犬等利益博弈激烈的问题上，政府行政权的介入应和社会自治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政府既要提供打疫苗等必要服务、加强对烈性犬的管理、划定宠物禁止进入的公共区域等，又要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等社区组织、宠物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引导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掌握自治的本领，当出现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时，学会以谈判、协调、互谅、让步的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这种“柔性化”的管理方式，可以避免地方立法和行政管理“一刀切”的简单化方式，充分考虑不同社区、人群的特点，通过自治来体现特色、回应诉求；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公益活动，消除养犬家庭和不养犬家庭之间的隔阂，营造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社区环境。

　　要避免尴尬，还要充分考虑现有的制度资源以及市民自律的道德力量。对于前者，已经实施的民法通则和最高立法机关正在审议的侵权责任法，都对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作出了明确规定，民事侵权责任不仅是事后救济机制，也有利于事前的预防，提示饲养宠物的家庭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规避相应的风险。再比如现行的保险法，也给宠物责任险留下了必要的制度空间，通过保险来分担和化解风险，也可以协调养犬市民和不养犬市民的利益冲突。对于后者，可能比一部规范养犬的法规来得更加重要，因为再严格的执法也比不上市民自律的效果好。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而市民之间就养犬问题的互相体谅和理解，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胡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