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评议“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指什么？说法也相当不一致，甚至有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个词原本不是中国人提出的，如果是指三十年来或六十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我们改革开放的理念、思想、实践和实践结果的总括，那我认为叫做“中国案例”更正确，因为“模式”一词有示范或样本的含义。

　　实际上，“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还在发展中。中国存在着许多需要继续改革的问题，诸如，东西发展不平衡，南北发展不平衡，贫富不均，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不够全面和公正，腐败现象的存在等等。但不是中国人自己没有看到这些问题，而是改进需要过程。看见了，怎么去改革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现在国内外报纸和杂志上又出现一些比较“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的文章。

　　“北京共识”并不是北京提出来的，这是2004年高盛的库珀·雷默提出的。他多年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他认为“北京共识”，也即中国发展的模式，包括艰苦奋斗、主动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在发展中积聚能量，循序渐进等等。

　　“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的威廉森1989年提出的，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后华盛顿共识”是20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史蒂格里茨批判“华盛顿共识”而提出的。现在一些文章中论述起这三大共识之争，其实并不存在必需要三者选一的回答，这个提问自身是不合理的。

　　中国一向认为自己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政策。对于外国，当然是外国的国情决定他们的政策，我们愿意说明我们的成功和不足，以增加对我们的理解。但绝没有推广“中国模式”的意思。至于有的发展中国家参考了中国的某些做法，就像中国参考外国的某些做法一样，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美国学者佛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他认为今天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了。也即没有其他的制度和将来可能新产生的制度的空间了。但是最近他对日本一家杂志说，人类思想宝库还需为中国留一席之地。

　　国际舆论中对“中国模式”的评议，无论是一家之见，还是多家之见，都是仅供参考。我们总得坚持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赵启正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