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居委会、村委会(两委)换届选举的贿选举报等行为，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昨日表示，近年来因取证困难和法律缺失，尚未认定过一起，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贿选传闻时有发生

　　在19日的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介绍，目前居委会、村委会已经进行七届选举，村委会已经全部实现直接选举，社区居委会直选和户代表选举比例达11%。经过民主选举，社区居民的民主法制观念明显增强，基层民主进一步扩大，在社区居住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经过民主程序参与居委会选举。

　　近年来，两委换届选举，尤其是村委会换届选举，贿选等扰乱选举的传闻时有发生，并造成一些村民对立或冲突。

　　希望上位法有所突破

　　明年，北京市的两委又将举行换届选举。就预防和制止贿选等行为，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处副处长王秀琴表示，近几年有些地方出现过贿选情况，北京也出现过有关贿选的举报，也有去核实，但核实起来很困难，因为这需要行贿和受贿的都要承认，符合的几乎没有，所以近年来未认定过一起“两委”换届的贿选。

　　她表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十分重视，今年中央下发文件，对贿选、破坏选举有初步认定。由于目前还没有全国层面的上位法，地方无法制定相应的法规进行界定和约束，目前只能通过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法律程序来解决，接到举报的单位要按照本部门的职责具体实施。她希望上位法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吴世民表示，现行的基层群众自治法规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现行法律中，关于居民、村民、选民、居住区、地区、社区等概念不明确，在基层民主实践中很难把握，对违反民主自治制度的行为，特别是民主选举中的贿选、破坏选举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代表建议

　　　　治贿选应从刑法层面解决

　　市人大代表、律师卫爱民表示，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在目前的刑法中确实没有对应的罚则，在行政法中也没有规定。大多数只能通过政府文件来规范或约束。

　　他认为应该尽快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因为这是社会普遍价值能确认的，如选举前后送钱送物，给予物质利益，以选举为目的，从事这种行为就应该能认定为贿选。

　　他建议应尽快展开立法的调研，从全国刑事法律层面来解决，形成有关的认定标准，因为贿选侵害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造成的社会危害完全够得上刑事立法的标准。另外，要辅之以行政立法来衔接，这样，构成刑事犯罪的处以刑罚，尚不构成的，可以剥夺其选举资格等。

　　专家观点

　　　　无法可依“是立法部门失职”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表示，近年来，不论是民政部门还是学者都在为农村选举立法奔波努力，但目前看来收效甚微。

　　蔡定剑说，大约2年前，民政部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基础上进行修改，对贿选进行过界定，并将改后稿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不过至今未被提上日程。

　　部分人大代表也提出，应将“选举”环节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独立出来，并对贿选的界定、处罚以及司法救济等方面提供了建议。但至今已近5年，这一议题仍未被纳入议程。期间，民政部等部门曾出台一份关于改善农村基层选举规定的文件，明确将“人情关系”、“通过集体回馈选民或承诺给村民办好事”排除出贿选范围。但由于这份文件没有法律效力，并未解决农村贿选的问题。

　　“农村基层选举的无法可依，是立法部门的失职”。蔡定剑认为，基层选举方面的立法已流入不被重视的境地。

　　难点

　　　　贿选认定难在“取证”

　　民政部门认为，举报者常无法提出核心证据

　　对于村委会、居委会选举当中出现的“贿选”，昨日民政部门相关人士回应称，“取证困难”是导致贿选行为难以认定的直接原因。

　　实际上，按照《北京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规定，对于选举中的违反规定行为，应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地区)办事处予以纠正；如在选举中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构成犯罪的，将由公安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介入处理。

　　但民政部门认为，贿选行为的认定存在很大难度。“一方面，到底候选人怎样的行为将被界定为贿选，目前尚没有定论；另一方面，掌握贿选的确凿证据是很困难的，一般举报者无法提出核心证据，从而导致整个行为的性质难以判定。”相关人士表示。

　　记者从东城区民政局了解到，依照规定，在社区换届选举前夕，各区县民政部门都会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此外，在街道层级也将设立“指导委员会”，专门负责换届选举事务。如在选举过程当中接到关于贿选的举报，将由街道的指导委员会负责调查核实；如在选举结束后接到举报，则由区里的领导小组处理。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经验，认定贿选行为的难点“在于取证环节”。(李立强 傅沙沙 温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