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挥霍”入罪，不如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解释，将恶性的数额巨大的公款挥霍，直接定为贪污犯罪。杜绝公款挥霍，必须依赖公众监督机制、财政预算决算制度，以及剥离行政权对经济行为的肆意干涉。

　　最近，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认为“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

　　“挥霍浪费入罪”的建议，自然让人想起当年一句老话“贪污和浪费都是极大的犯罪”。时移势易，在当年“一大二公”语境中的“浪费”，与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法治内容、社会认同、产权制度都有天壤之别。挥霍浪费入罪，能遏制公款招待的社会溃疡吗？

　　其实，赵林中代表提出这个立法建议，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他本人就是大型上市国企的负责人，按其自述，“我本身既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同时又无奈地成为这种风气的助长者———经常地请吃和接受吃请。”可能从第三方眼中，他本身就构成“挥霍浪费罪”。但从他的立法建议中，人们似乎不但没看到这个“挥霍者”的快乐，反而体会到了他的无奈。

　　十几年前，新闻媒体曾严厉抨击公款招待为“酒精考验”；到如今，有些媒体正面报道领导者抱病参加酒宴，争取客商投资、上级拨款，这说明什么？可以说，一方面，社会舆论已经对此麻木甚至逐步认可；另一方面，挥霍性的公款招待，成为当事人不能左右的官场亚文化。当然，个中原因，是一些公权机关还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而这些公权机关自身尚处在现代行政理念的形成阶段，其行政行为往往还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关系上。出于主动或被动，应酬成为一些官员不能少的“工作”。

　　可见，也许正是现行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种种弊端，造成了公款挥霍的必然。所以，“挥霍者”之一的赵林中，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这说明公款招待不得人心，已经受到制度“受益者”的否定。

　　“挥霍浪费罪”有无入罪的可能呢？从操作性的层面说，此案犯罪主体应限制在国家公务人员；“挥霍浪费”应限定为以恶性占有国家财产性为目的的“挥霍性消费”，区别于一般的公款消费。如此一来，所谓“挥霍浪费罪”更像是贪污罪的一种犯罪形式。目前司法实践中，贪污罪一般只制裁直接把公家的钱揣进自己的腰包，而很少制裁把公家的钱变成小集团、甚至个别领导的享受。

　　比如，被舆论一致叫好的所谓“公款吃喝算贪污案”，浙江舟山某中心卫生院院长傅平洪近两年时间，为自己吃喝玩乐埋单动用44万元公款，最终被定为贪污罪，获有期徒刑11年。但据法官事后澄清：案子的真实情况和媒体报道不大一样；公款吃喝并不是法院认定贪污罪的原因，只是其交代的贪污赃款的去向。(11月16日《法制日报》)在这种法治语境之下，与其“挥霍”入罪，不如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解释，将恶性的数额巨大的公款挥霍，直接定为贪污犯罪。

　　从根本上说，杜绝公款挥霍，必须依赖公众监督机制、财政预算决算制度，以及剥离行政权对经济行为的肆意干涉……这不是一个刑法法条可以解决的。(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