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根据有关“年轻化”的各类红头文件,推导所谓“头班车定律”:凡能在30岁左右坐上县级主要领导“头班车”的人,就有50%的几率在40岁左右搭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头班车”,并有更多的机会搭上省部级甚至更高层主要领导的“头班车”。与之相对应,过了40岁,即使再优秀,也难以成为“县官”；过了50岁,就不太可能走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位置

　　在中国最近30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干部年轻化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永远不可割裂。将“干部年轻化”异化为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最近几年来,干部群体当中出现“年龄焦虑症”,相当部分干部从政趋于功利化

　　干部年轻化,是道算术题,还是一道政治题?在中国最近30年来的“干部四化”工程中,这是一道容易回答却不太容易运算的题。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就此发声,要求坚决纠正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从制度上保证老中青梯次配备的干部任职年龄结构,调动各个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李源潮的此番言论并不出人意料。干部年轻化是“干部四化”工程的中最能量化的指标,因而在实际干部工作的实际中往往成为进出各级领导班子的“撒手锏”。有人曾根据有关“年轻化”的各类红头文件,推导所谓“头班车定律”,凡能在30岁左右坐上县级主要领导“头班车”的人,就有50%的几率在40岁左右搭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头班车”,并有更多的机会搭上省部级甚至更高层主要领导的“头班车”。与之相对应,过了40岁,即使再优秀,也难于成为“县官”；过了50岁,就不太可能走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位置。

　　或许正是因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在谈到“干部年轻化”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合理使用各年龄段干部,切实解决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问题。而在今年2月,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制定针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规划。

　　20多年前,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年轻化”旨在改变当时各级领导干部年龄过于老化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全党的拥护,迅速在全国推进。与之相配套的是,中央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最终,中国以事实上的有限任期制取代终身制,顺利解决了领导人的交接班问题。换言之,在中国最近30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干部年轻化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永远不可割裂。将“干部年轻化”异化为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令人不争的事实是,最近几年来,干部群体当中出现“年龄焦虑症”,相当部分干部从政趋于功利化,不断出现的“24岁副处”、“29岁市长”、“80后副厅”等现象是为明证。

　　不可否认,“干部年轻化”是出自中国国情的一个“合理性”政策。不过,要在新形势下正确理解和把握党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政策,我们需要追本溯源,从最初的改革中去寻找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动力。那就是,不能把干部年轻化当作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而应当作一道政治题来认真面对。(周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