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广州番禺区长就“人口聚集区建垃圾场”一事与100多名当事小区业主进行面对面谈话，称“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动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动工”。此外，番禺向全区250万人民发出倡议书，称将在全区进行为期半年的垃圾处理问题大讨论，广泛征求民意。

　　小区要不要建垃圾处理场，二口恶英有没有污染……这些都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社会的治理者和决策者，通过广泛听取小区业主的意见，实现政府与民意的互动，避免了“关门决策”的粗暴与武断；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互动，也实现了民意对政府的监督，实现了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不难想象，这“两个绝不”一定会赢得舆论的喝彩。

　　长期以来，民意如何进入公共决策考量范围，一直是我们苦苦探寻的问题。近年来，市民社会破茧成形，民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区别于臣民社会，市民社会里的民众，有着更多的诉求，尤其是在公共生活层面，每个人都希望政府的公共决策能反映自己的意愿。“番禺垃圾场”事件就生动地反映了民众的这种诉求。

　　事实上，关于公共生活，我们原初的梦想很简单：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委托给政府来管理，去安排，然后，我们自己怡然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为了换取这种安逸，我们愿意付出税款，并忍受一定的权益限制。困境则在于，当我们试图构建一个机构，来委托它治理社会，却似乎要建立更多的机构来监督它，甚至被迫设立更多的机构来制衡这些监督机关，这种无聊的循环浪费了我们无数的智慧和财力。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摆脱这种困境——民意决策。

　　但是，民意决策的代价依然高昂。以“番禺垃圾场”为例，为防止政府不当行为给我们带来伤害，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论证就地建立垃圾处理场的合理性，去了解燃烧垃圾这种技术的先进性，去研究二口恶英有没有污染……凡此种种，都将耗费我们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现在，这长达半年的大讨论，更是加入了巨大的时间代价。这容易让人想起白岩松的那段戏言：“去菜市场买两斤苹果，还得这边背个秤，因为怕它缺斤短两；那边背个试剂，因为怕有农药；现在还要带一个非常合格的验钞机——我们都成了一个实验室。”

　　这样，是民意决策的理想状态吗？ (何先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