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的前景展望：人类困境与特殊挑战双重应对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这后一方面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验”的前景、吸引力，决定于它能否有效地应对两类挑战，并在这种应对中继续推进、成长，变得更加成熟。这两类挑战，从社会学视角看，就是世界性的“人类困境”与本土性的特有矛盾。

　　“人类困境”这个术语见之于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一书，意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如像萨斯、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等等。世界性的认同危机，同样也是一种人类困境。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在应对象萨斯、恐怖主义、民族认同问题、文化认同困难等这类新型风险中的表现是上乘的。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这后一方面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从社会学视角看，与社会建设紧密相联的特殊挑战，我曾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这里只能稍加解释，不能详细展开。

　　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关于这一挑战出现的原因，上面已经做了解释，不再重复。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个难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不仅要在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而且要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不仅要进行制度创新，而且要进行价值重塑。因为一个社会、一个社区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除了有形的物质的组织联系外，还必须有无形的价值性的精神纽带，那就是意义共同性，也即共同的社会认同。

　　意义共同性或价值共同性，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对自己在社会中所获利益、所处地位，自我赋予相似或相同的认知。因此意义共同性以利益共同性为基础，但又不等于利益共同性。因为利益共同性并不能必然保证产生意义共同性，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有可能对相同的利益赋予不同的意义，甚至相反的意义。因此，培育、提高社会成员将利益共同性转化为价值共同性的实际能力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快速变迁和明显分化的时期，社会越来越凸显出对于意义共同性的要求。

　　正如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物质利益为主的有形的“硬”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硬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而意义共同性的构建，则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文化力量为主的无形的“软”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软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又是与将软实力转化为硬财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它触及到了，在一个急剧变迁和分化的时代，“我们何以能够共同生活”这样一个核心难题，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社会认同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面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笔者曾在理论上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和罗尔斯等人的观点，现实上根据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给社会正义下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定义：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这里，公平和平等都能表达正义，但又是不同程度的正义，正好能够表达社会正义也是有阶段性的。这里所谓“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别。笔者还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有两个维度，即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

　　社会公平首先指的是一种客观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问题。这里，作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获得的差别是合理的；社会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开放的，可竞争的。社会学上以职业为主要标志的阶层或分层则要求这样来安排：使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从而使作为绝望的派生物的种种消极后果，如自杀、“人肉炸弹”等概率大大降低。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改变自己地位和命运的机会。

　　社会公平还在主观上体现为百姓的共同认可、认同。这就是社会公平度、公平感的高低问题。这种社会公平度、公平感，在社会学上是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体系来加以衡量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经验上体会到，多数老百姓不认可、不认同的东西，是不公平的。如果老百姓的不认同感、不公平感发展到相对剥夺感，就会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产生极不利的影响。老百姓认可度低的种种制度，肯定是有毛病的。这是推动制度创新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百姓认可的公平正义，是上述意义共同性的最主要部分。

　　如何在社会发展中，在制度安排公平的基础上，促进百姓认可的公平，提高满意度、幸福感，同样是一个尖锐的挑战。

　　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面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所谓民生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

　　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新的贫困问题，形成了生活困难的社会群体——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为我国的社会进步付出了主要代价，但是他们的生活改善不多，甚至更加困难。他们是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困难的主要承受者。当前我国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现实困境”，即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和“未来威胁”，即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威胁或风险。这两方面都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有关，都与民生问题有关。前者导致“现实性的烦躁”，后者引发“预期性的焦虑”。它们都会构成人们的后顾之忧，严重影响社会成员的安全感，降低社会安全指数。

　　民生问题不仅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连接点，而且是和谐社会建设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矛盾多发凸现最基本的根源，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能否大力改善民生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最切实而严峻的挑战。

　　第五，在生态恶化情况下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挑战。我们已经指出，以往初级发展的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不能不是一个持续的挑战。这一挑战涉及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和谐、生态环境系统与居住环境系统的协调，实现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统一，城市快速发展与生活质量提高的统一，还涉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广义的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的社会建设。应当强调的是，生态环境是社会建设的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离不开生态环境这一前提条件，同时，生态环境也是衡量四位一体的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广义的社会建设包括五大子系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

　　社区环境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把全国社区都建成环境优美的小区，这是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极大贡献。

　　第六，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即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三大部门是社会发展主体，三大部门的构成状况和及其相互关系，对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和社会管理，具有结构性前提的意义，影响极大。当前中国三个领域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合机制还没有很好形成。主要表现在：(1)三个领域或三个部门的比例、力量大小还严重失衡。(2)三大部门越位、缺位、错位的情况还很普遍。(3)经济上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到公共权力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现象也很普遍。(4)由于社会缺位，第三部门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

　　应该说建立服务型政府是三大部门建立良性关系的关键。但真正做到难度是很大的。服务型政府的行政职能的本质是服务，关键是实现政企、政事、政社分开，政府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再实施行政管理。

　　只有逐步消除上述结构性和功能性的障碍，三大部门各自才能成为良性的社会发展主体，才能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才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摩擦、相互抵消，才能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结构和功能协调的部门结构。这不能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挑战。

　　上述两类挑战，给中国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了社会学新的发展机遇。(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