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磨难后，“开胸验肺”事件的主角张海超获得了60余万元赔偿费，但其工友就没这么幸运了。侯新现、李振国等6名张海超的工友，被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鉴定为尘肺，厂方却以给职工上了工伤保险为由拒绝赔偿，社保局以办理工伤保险的时间在发病之后拒付保险金。社保局让他们到劳动局做工伤认定，而劳动局迟迟未给结果。企业老板声称：你就是死了，我也不给你钱。(12月4日《第一财经日报》)

　　这一幕与当初张海超悲愤开胸验肺前的场景惊人地相似，又是部门间踢皮球，又是劳动部门推诿卸责，又是企业老板蛮横嚣张，6名尘肺患者又面临着明明是职业病，却无人承认、无人赔偿、无处伸冤的境地。难道也要他们学工友张海超，再集体来一次开胸验肺？尽管，这样的开胸验肺更加不必要。毕竟，病已确认，而伤难认定。如果同样的悲剧重演，那将是法治社会的又一重创。可正如当初张海超所面临的，如果他们不使用这样的极端方式，不寄希望于舆论压力，如何能获得拯救。

　　前几天媒体曾报道张海超的近况，他如今过得似乎不错，手术很成功，并在北戴河疗养院休养。没人会嫉妒他受到的高规格待遇，也没人羡慕他的因祸得福，这不是什么恩赐，而是一个身心遭受过重创、遭遇过那么大不公的人应得的补偿。不仅仅是张海超，每个职业病患者都应被如此对待。可张海超恐怕只是难以复制的个案，而与他一样承受着职业病痛苦的工友，如今却又被逼进了开胸验肺的绝境。

　　因此，公众更关心的是，张海超悲壮的开胸验肺，有没有引起制度变革，让职业病患者得到公正的赔偿。毕竟，很少人能像张海超这样成为媒体焦点，媒体聚光灯之外、远离舆论喧哗的地方，才是平凡和真实的世界。

　　发生开胸验肺事件后，曾有人认为职业病维权会产生“张海超效应”，现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天真，“张海超效应”甚至不能惠及工友。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显然，出在纠错机制上。政府和立法者不是神，并非有着无限理性和全智全能，总有犯错的时候。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而不知错，知错而不认错，认错而不制度性纠错。所以，有一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的纠错机制至关重要。可当下的纠错机制很不完善，常常发挥作用的只有媒体关注和领导重视。

　　然而，这两种纠错方式都太被动、太滞后和非制度化。非制度化表现在，纠错只能体现在个案中，而不是制度化和普遍性的。太滞后是说，某件事发展到了举国关注时，往往是错误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已经产生了较大危害。太被动就更显然了，往往是被外力推动着纠错，而不是主动积极纠错，这样被逼着纠错，总会产生冲突和分裂，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事实上，体现在开胸验肺上的纠错就是如此，相关制度未发生根本变化，更多人必然会重复张海超的悲剧。

　　所以，尽快依法建立并实施纠错机制，已成从根本上防控职业病的当务之急。要想从根本上做到制度性纠错，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在个案发生后，立即启动与个案相关的问题调查，依法追责问责，及时查漏补缺，真正做到未雨绸缪，而不是仅仅着眼和满足于解决个案本身。张海超工友们的遭遇说明，有关部门只是解决了张海超一个人的问题，而没有彻底解决工厂的违法违规和其他员工的救治问题。此外，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也需要更加细化相关法条，实行“首问负责制”，一旦问题发生，即由政府部门之间联动限时解决，而不是相互之间踢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