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不清。时下常见的观点是，媒体的不当言论，会影响司法之独立审判，妨碍法官理性选择。按照他们的理论，法官审理案件，只服从自己内心的理性法则。法官是“法律帝国的帝王”，是仅次于“上帝的人”，除了上帝，别无所主。而在我们这个无神论国度，上帝是不存在的，其结果，法官只服从自己所理解的法律和内心的道德律。法官如果理性有误或者道德瑕疵，又当如何？无人予以深究。

　　排斥媒体监督，早已为潮流所弃。为了迎合潮流，而又固守法官的独断权，一种新的见解出笼，这就是媒体有权监督司法，但应当发表“妥当”的言论。不妥当的言论被定性为“干扰司法独立”。但何为妥当的言论？综其要义，无非是事实描述要客观，评论要公允，在法院未作判断之前，媒体不得作出结论。这种要求面似公允，无可挑剔。但一旦挑剔起来，问题马上就跳了出来。

　　关于案情之事实描述，公众和记者并非法官，无法四平八稳地听取各方证词，然后客观描述事实。记者的报道强调时效性，要快要新，否则新闻就成了旧闻。记者必须在第一时间，报道案件的发生和进展，法律如何苛求他们客观全面？既然媒体对事实的报道难免出现偏差，公众和学者又如何保持客观判断？

　　就评论而言，评论是公众在媒体上就某事件发表的个人见解和判断，其本身就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言词激烈，固执偏见，是评论风格之一种，古今中外，从未断绝。唐朝贞观八年，陕县县官皇甫德上书批评国政。因为言词太激烈，触怒了太宗。太宗非常恼火，认为这简直是故意毁谤。魏徵劝解说：自古以来，上书言事的人，往往言辞激切，否则不能打动皇上的心。言辞激切，看上去就像是毁谤。陛下只要考虑他的建议是否可行就罢了。太宗说：“如果不是你，就讲不出这个道理。”随后，太宗命令赏给皇甫德二十段绸缎。

　　这其实涉及言论自由的保护。评论者为了引人注目，总是言词激进。法官对批评者，如果标准过于苛刻，言论者动辄得咎，就没人敢抨击时弊了。

　　再说判断。在法院未做出判决前，社会能否做出判断？我以为，人们不仅在媒体上有判断的权利，而且有贸然判断的权利———虽然我们不鼓励这样。我们不能指望言论者只说半句话，只谈感受，而将结论噎在肚子里。公众的判断，是滋养法官的泥土。法官可以从公众形形色色的判断中比较、分析，从而做出合法合理的选择。在梁丽拾金案中，我就在媒体上公开自己的判断：梁丽涉嫌侵占罪，如依法律严格解释，梁丽涉嫌盗窃罪。我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但它是不当的吗？它干扰了司法审判吗？无论在审判之前还是审判过程中，公众都有权利议论和判断。最高法院王胜俊院长曾说，法院是否适用死刑，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人民群众的感受，不包括人民群众的判断吗？

　　　司法的人民性决定了，法院审理案件，在裁量的空间内，必须对人民的议论有所回应。如果出现“你说你的，我判我的”，媒体监督有何意义？如果媒体的议论，不能影响司法的审判，公众的议论岂非废话一堆？长期以往，谁还有激情在媒体上说废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媒体影响审判是自明之理。

　　　这是站在媒体角度，讨论司法和传媒的关系。从法院的立场考虑，如何防止媒体的不当言论，使司法误入歧途或逼迫司法进入歧途？正确的方法是：其一，让各种言论在媒体上充分发表，相互制衡。公开而充分地辩论，是理性选择的基础。其二，完善审判独立制度，使法官用制度的力量，来制衡公众和媒体可能的偏见。因此，对媒体可能的偏见和误导，应当通过完善审判独立制度解决，而不是给媒体施以有形或无形的枷锁。媒体确有违法行为的，绳之以法。(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