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政府之所以热衷拆迁，还有一个很隐秘的原因：通过拆迁，政府盘活了自己的“资产”，土地的价值可以变现。今天，地方政府买卖土地乃是一宗巨大的收入来源。而如果不拆迁，不改造，政府就得不到这笔收入。

　　在权力的傲慢与商人的贪婪双重动机驱动下，政府在进行这种拆迁、改造的时候，不会顾及市场、社会已经形成的内生秩序。螺蛳湾批发市场的改造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市场已经形成二十多年，是中国十大日用商品批发市场之一，市场产权由包括国有改制企业、港资企业、台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内的二十多家企业合法所有，现有商户一万余户，从业人员近十万人。它已经成为城市商业、社会秩序乃至文化生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闭这个市场，会对十余万人的权利、利益造成巨大影响。

　　不过，在地方官员眼里，这些权利和利益与他关于城市的宏伟蓝图、与招商引资的政绩目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昆明市当局就决定把新市场搬迁到20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而全然不考虑，如此伤筋动骨的搬迁会否断送这个市场的生命。当然，在搬迁过程中，政府也综合利用自己的强制性权力和它对土地的支配权，商户面对政府的这个双重身份无可奈何：要么接受政府的条款；要么如果不接受，却没有任何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只能采取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而这，立刻会被政府说成是扰乱公共秩序。

　　毫无疑问，政府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如此权力，对城市进行拆迁、改造，确实创造出了无数投资机会，得以遂行其招商引资的战略，从而也确实创造出了很好看的政绩：本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及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应增长。官员创造政绩的过程也确实可能给民众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城市基础设施有所改善，甚至于民众的收入也可能随着招商引资的成功而有所增长。

　　科学发展观需真正践行

　　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终究属于得不偿失型策略。在招商引资、城市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各方权利、利益被置于不平等地位，没有公平的程序让相关各方讨价还价，政府甚至利用强制性权力介入交易，导致在此类活动中，总有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利益被严重地、系统地侵害，而另一部分人则享有特权。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制造出新的社会矛盾，在部分人群中产生新的不满情绪。

　　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其实就是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经济成长了，但社会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却趋向激化。高层因此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念，试图矫正这种偏向。但从现实看收效不明显，地方官员依然故我。经济衰退的危机更是给了地方官员放肆地利用这种增长模式的大好机会。

　　面对横行于各个城市的铲车，面对那些上街的愤怒的居民和商户，人们需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政府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政府对于土地及其他资源的所有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又如何限制官员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