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目前开始采用心理情景测试仪(俗称测谎仪)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并已经成功侦破了一起受贿案。这也是北京市首次将测谎仪用于检察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

　　司法机关强化技术手段，在侦查和诉讼中运用各种高科技的新闻，近来层出不穷。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就透露，通过这次司法改革，包括监听、窃听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都能得到明确规定，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可以适用于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而早些时候，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在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测谎”，将测谎结论作为“加强或者削弱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但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技术的进步，给现代司法也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比如说，监听、窃听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运用在反腐败侦查上，确实非常有助于反腐败斗争，在世界各国也颇多使用。比如美国，根据《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的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罪，有权进行监听、窃听、使用线人等技侦手段和措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明确规定，侦查贪污贿赂等腐败罪行时，应当允许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在我国，虽然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公安、检察机关享有监听、窃听等权力，而且，检察机关也没有配备相应的监听设备和技术人员。但并不妨碍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使用这些手段，检察机关在侦查案件时，如果认为需要运用监听、窃听等手段来侦查案件，往往会协调公安、国家安全机关，运用他们的现有设备和技术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听、窃听。而且，检察机关运用监听、窃听的效果也特别好，许多逃犯被抓捕归案也正是依赖了这一技术手段。

　　然而，技术的进步，却很容易让人陷入“技术万能”的迷信中。如测谎仪号称侦查技术划时代的革命。据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国外，测谎技术的发展已到达相当的水平，其准确度远远高于法院承认的其他科学证据，培训合格的测试人员可以达到小于1%错误的水平。而在我国，也有资料表明，测谎仪的准确度也达到90%以上。但是，我们不会忘记，1998年，云南省戒毒所民警杜培武的妻子和另一民警同时被杀，据传两死者生前关系暧昧，负责侦破这起杀人案的民警就推测两人是杜培武杀的，并动用了测谎仪。测谎的结论是：杜培武否认杀人的供述是谎言，办案民警认定人肯定是杜培武杀的，他被判了死刑。然而两年后，真凶被抓并供出了其杀害两位民警的犯罪事实。

　　这些事件充分说明，高科技其实有时也是靠不住的，高科技总会有失误的，但是，高科技那怕小于1%错误，对于当事人来说，那就是100%的错误。而且高科技很容易引发侦查、司法人员的偏执，当他们一旦受到技术上的确认，就很容易形成内心的确认，比如杜培武案件，当办案人员通过测谎仪认定其是凶手，那么，他们就会用一切手段来迫使杜培武承认自己犯罪。因此，任何仅仅依赖于单一科技手段来侦查和定案的案件，都是不可靠的，科技侦查手段只有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是真正有效的。

　　更重要的是，技术侦查手段一旦失去制度的制约，就可能被公权力人员所滥用，那对于公民的权利侵犯是不可想像的。比如监听、窃听技术侦查手段，其滥用就极易危害公民的隐私等权利，甚至，就是还公权力人员本身都不能幸免。所以，各国在赋予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力的同时，也给予了诸多限制。

　　有鉴于此，在技术侦查手段越来越多地被侦查机关运用，并成为他们手中的利器同时，我们千万不能陷入“技术万能”的陷阱，如果对技术手段不进行相应的限制，那么，技术给法治带来的进步完全可能被其消极作用所抵消。杨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