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乡市育才中学发生踩踏事故以后，当地有关部门向外界公布：事故造成8名学生死亡、26名学生受伤(受伤数据后更正为28人)。伤亡数据至今未见更新。然而，多名学生家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死亡人数多于8人。记者在湘潭市中心医院的调查表明：死亡人数确实“存疑”。10日，湖南省湘乡市有关部门负责人明确表示，育才中学校园踩踏事件死亡人数经过了认真核实，截至10日10时，这一事件的死亡人数，仍为8人。

　　针对一起重大突发事件，在官方口径与民间语境之间出现落差，诸如事故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的争议，已非一例。湖南湘乡称绝不隐瞒校园踩踏事件死亡人数，首先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公信困境。即使要用“没有人会违背良心隐瞒死伤者人数”这样充满道德语感的话语，来维系“目前确为8人死亡”的证据佐证，但民间“谣言”是否会因此平息，恐怕也难以因再度确认的信誉担保而平息，这其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深究。

　　在民众的朴素认知中，不少重大事故中，瞒报往往是共有的病症。一个人应对事关本人丑闻的最本能反应，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因此，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让本人清楚地计算出利益得失，计算出第一时间外扬家丑可能是成本付出最低的，外扬家丑才可能是一种选择，这或许是民众对有关部门“自爆家丑”不够信任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不少地方成立了突发事件的公共应急体系，包括专设应急机构、新闻发言人等，然而，现代社会完整的突发应急体系不仅仅包含上述技术“硬件”的设立，还对包括信息公开、媒体、NGO(非政府组织)、公众行动等方面和领域在内的事务都有着系统性的要求。例如，就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来看，政府传统的封闭式信息管理方式显然与现代突发应急体系有着内在冲突，亟待加以改革，而与此相关的改革，又将涉及公共媒体在社会生活和法律制度中的定位等问题。

　　可以说，只有舆论曝光、民众举报等权利充分发育，能以公民的身份和姿态在公共生活中发言，并有足够的监督反馈路径，对于突发事件、公共危机尤其是公共信任危机的处理，才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事实上，现代社会中所有突发事件及重大危机从来不是某个孤立的群体所能够单独解决的，必须依赖全社会更多不同力量、机构和公众的参与。在公共管理机构保持道德自律与信息开放的前提下，媒体自由报道权力的充裕度、公众通过监督可对相关负责人用脚投票等机制的不断强化，才能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外力作用，使当事人第一时间透明彻底地“公布家丑”。

　　只有建立起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公民权利和行动框架，才能确保公共信息监管得到持续而有效的改善。湖南湘乡在信息应急方面还可以做到：进一步敞开胸襟，欢迎媒体深入采访，扩大舆论报道面，以确保公众能了解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公共传媒，以及本身具有的政府信息平台，向民众提供举报电话、网络反馈等，欢迎民众就其认为的8名之外的死难者提供相关材料，将调查结果公诸于众。“绝不隐瞒死亡人数”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毕舸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