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有那么多时间上网吗？

　　伍皓：很多人总爱说自己“忙”，其实微博花不了多少时间，在汽车上、火车上、食堂里，随时发布所思所想或者生活趣事，娱乐大众。

　　今天晚上吃饭，同桌有位姓“丑”的满族姑娘，大家都善意地叫她“小丑”；我们宣传部的龚处长则被对方戏称为“老龚”，真有趣！我就发到微博上，网友们都看得很开心。

　　也有那么几个人，总在网上不遗余力地攻击我，我就回击：“那些汪汪叫的狗，他以为自己说的是人话，实际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是条狗，它只是想咬你。”有人好心提醒我说：“你是领导干部，怎么能骂别人是狗呢？”我说：“我是个真性情的人，我的微博是私人性质的，骂他又怎样？”

　　上网收获

　　官员要学习网友思维

　　记者：你是不是不喜欢听批评意见？

　　伍皓：批评意见，我最爱听。一个自信的政治家或者公务员，是最容得批评的。你看美国那些总统，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抗议他、反对他，但这些都不妨碍美国成为超级大国。

　　但我非常反对“只辱骂，不质疑”，我欢迎所有的质疑。我提出，官员要学习网友的思维。政府所有的决策都是“可行性”论证；但网友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行性”论证。不管什么政策，网民总能提出独到、甚至怪异的质疑意见。

　　以前政府开论证会，给每名与会人员发三五百元的会务费。现在呢，你把消息公布在网上，网友们主动、义务地给你提意见，其中还有不少高水平的，一分钱不用花，这不比开论证会经济实惠？

　　“像防火防盗一样防记者，很丢政府的脸”

　　记者：云南这两年总是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

　　伍皓：我昨天在机场买了本《2009年十大“网事”》，十件事情只有“躲猫猫”事件得到了作者的正面评价，作者认为“‘躲猫猫’事件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社会进步”。

　　“躲猫猫”事件反映的是理念问题。一些思想陈旧的人，认为我们公布事件是“给政府抹黑”，有些部门甚至指责我们“越权”。为什么认为我们越权？因为他们认为宣传部门就是“弘扬社会正气”的，怎么能把丑事公之于众呢？

　　国内很多地方、甚至宣传系统内部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防火防盗防记者。我认为，这是宣传部门自我认识的错误。他们只记得胡锦涛总书记前两句话“宣扬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后四句“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忘得一干二净。

　　我认为，公共事件发生后，如果我们的宣传系统、新闻媒体不去通达社情民意，不去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社会有热点，不去引导；公众有情绪，不去疏导，就是失职。

　　记者：在云南，这些问题有没有得到改进？

　　伍皓：近几年改变很大，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几年前，云南某市发生矿难，有记者前去采访，当地宣传部门就派人一对一地盯记者，不让记者跟当地老百姓接触。

　　但记者自有办法，有记者紧跟“救火队长”赵铁锤，“赵铁锤三问县长，县长支支吾吾”的对话场景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全国人民都觉得这个县长很“无能”。其实，这个县长人很不错，但就是因为不善于跟媒体打交道，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政府的脸。

　　同样是这个地级市，几年前有个乡党委书记跟老百姓发生冲突，老百姓就拿炸药去炸他，造成人员伤亡。最可笑的是，当地政府竟然派工作人员冒充伤亡者家属到医院病房门口候着，一见记者就主动上前说：“我是伤者的亲属，有什么就问我吧。”记者很快就识破了，并公开揭露了这些自作聪明的小伎俩。

　　记者：那个地级市现在的宣传工作表现如何？

　　伍皓：经过几年时间的“思维改造”，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年8月，同样是那个地级市，发生了所谓的“陆良事件”。我们第一时间发出指引：禁止媒体给老百姓乱贴标签，禁止使用“不明真相”、“一小撮”等形容词。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

　　那个“带头挑事”的老百姓，并没有遭到任何打压，书记、县长亲自对他说：“你先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想好以后再来跟我们谈。”最终事件得到了圆满的处理。

　　事件发生后，当地6个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迅速聚在一起，集中办公，主动接受记者的提问。

　　以前是派人盯记者，现在是派人接记者。(文/图 本报记者 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