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亲、丈夫、儿子这样的角色，都可以在转瞬之间变成杀害自己的凶手，那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人们努力奋斗、苦苦挣扎所追求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12月14日《南方日报》报道，就在人们还没有从北京大兴李磊“杀亲”血案所带来的震惊中平静下来的当口，湖南再次传来了发生惊天“杀亲”案的消息：34岁的刘爱兵，在一个晚上“从容”地杀死了包括亲生父亲在内的13名亲人，并把现场付之一炬。

　　“杀亲”，挑战着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感——如果父亲、丈夫、儿子这样的角色，都可以在转瞬之间变成杀害自己的凶手，那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人们努力奋斗、苦苦挣扎所追求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杀亲”案仅仅是偶然出现的个案，那么我们还不必为之过于担心，只须把它交给犯罪心理学专家或者精神病医生去研究就可以了。然而，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权威的统计数字，但单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杀亲”已经不能说是个案了——2003年，北京通州发生连环“杀亲”案，罪犯刘某某12年间杀害5名亲人；2007年，安徽蒙城黄某某，深夜挥刀砍死岳父一家五口人；2007年，河南民权县宁某某将弟弟一家四口人杀害……“杀亲”案出现的频率之高，涉及的地域之广，都只能被认定是一种现象。

　　既是一种现象，则必有社会原因。那么 ，“杀亲”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究竟是什么？

　　过去，舆论及有关方面在解释“杀亲”的原因时，常常会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去寻找，这种“科学”解释的路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不愿面对现实的鸵鸟心态——既然“杀亲”者都有病，那么健康人就不可能“杀亲”，因此我们的社会就还是安全的。但最近发生的李磊、刘爱兵两起“杀亲”案，尽管还有待于专家的进一步鉴定和法院的最后判决，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看，基本可以排除“精神病”的可能性，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原因。

　　在我看来，在极度物质化的观念诱导下，个人把自身的利益、欲求看得至高无上，很可能是杀亲案频繁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有在这样的逻辑中，一个人“理性”地杀死自己的亲人才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亲人可能构成了自己欲求得到满足的障碍，李磊在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子等至亲之后，以每天消费一万多元的奢侈方式尽情地“享受生活”，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那我们就不能满足于李磊、刘爱兵们的“伏法”，而应该进一步去反思：我们匆匆赶路，是不是丢弃了许多不该丢弃的东西？也许只有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杀亲”的阴云才能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散。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