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学时相约同行，下课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欢乐，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

　　他们最爱的是游泳，不上课的下午，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即便是上课，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吃完饭碗筷一丢，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还有一种冲关游戏，小孩们分成两拨，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拦住进攻者的冲击，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反过来，则算防守方赢。

　　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纳凉睡觉。那时连蚊香都没有，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因为房子很多，家里又没有灯泡，只有煤油灯和蜡烛，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

　　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家庭的贫困、“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赖昌星的“学历”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而是五年级。

　　1973年五六月份，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长得很漂亮，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

　　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由此，赖昌翁猜测，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

　　“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气大。功课一般，数学马马虎虎，要他写点东西，搞不来。上课不怎么专心，要交作业了，临时借我的抄一下。”赖昌翁强调说，“但是他的头脑好。”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比如，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

　　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赖昌翁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背着粪箕，拿着粪耙，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

　　赖文建说，到了冬天，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会剩下一些小地瓜，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好一点的自己吃，差一点的喂猪、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们穿着拖鞋上去，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山上风大，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赖文建说：“别看这玩意不值钱，但是埋在地下，用锄头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有理由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