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

　　在学术行政化的侵蚀无所不在的当前,出现这样的怪现状,相信很多人尽管都会唏嘘不已,但并不感到特别惊诧:受官本位文化思维的浸淫和影响,既然权力可以通吃,手握权力者觊觎被视为“功成名就”至高荣誉的院士头衔,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学术行政化的彻底狂欢,只能证明学术伦理和学术底线的彻底沉沦。长此以往,学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何以为继?

　　如此忧虑绝非杞人忧天。因为在现有体制下,学术荣誉和头衔的获得,往往和优质高效的科研经费、科研环境获取息息相关。掺杂水分、名不副实的官员们挤压和掠夺本应属于那些真正学者们的有限资源,损坏纯正的学术环境不说,还将造成这些宝贵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在权力通吃的情况下,“仕而优则学”必然伴随着“学而优则仕”。在官本位思维的驱动下,为了追求更高的行政级别,获得一些声名的学者们,往往都会在高校领导职务上“有所谋”。不言自明的是,这些担负高校行政职务的官员们,势必会将本应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耗散在冗繁的高校行政管理中。在行政岗位上,他们是否具备相应的管理才能、学者思维是否适应行政管理尚且不论,检视现实不难发现:那些“一朝为官”的学者们,有几位能在获取虚幻头衔之外,在学术上有更深的探索和更多的建树?

　　诚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所言,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只要他在相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到了院士评选的标准,就可以当院士。”但前提是,这些官员们必须有真才实学。如果权力通吃衍变为学术成果“通吃”,所谓的院士评选标准和遴选过程,只能是形同虚设。而后者,正是我们忧虑所在。

　　所以,在诸如院士评选、名师评选中,除应明文规定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高级别的现任官员(比如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不得参与外,要想遏制学术行政化对学术伦理和底线的彻底颠覆,其他制度构建应同步加快进行。比如,大学校长应该尽快实现职业化,严厉的学术不端零容忍制度应尽快落地施行,如此等等。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