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信息不对称，民众对官员的批评、控告、建议出现一些失实，是很正常的，并不必然导致侵权责任。否则，舆论监督将不复存在。

　　跨越两届人大、历经四次审议的《侵权责任法》26日终获通过。两天来，精神损害赔偿的入法，同命同价的有限实现以及高空坠物的“连坐归责”倍受媒体关注。但严格说来，以上内容只是用“侵权责任法”的新瓶装了一些“旧酒”。要说内容之“新”，还在新出炉的网络侵权条款。

　　被称为“互联网条款”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条文，侵权责任法对网络侵权的认定采用了两个规则：一是“提示规则”，网上发布的信息是否构成侵权难以判断的，由受害人先向网络经营者进行说明，并提出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要求。如果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网络经营者没有采取这些措施，网站就要承担侵权责任。 二是“明知规则”，亦即网络经营者明知道网民上传的信息已经构成侵权，还不采取措施停止侵权并放任传播，就要承担责任。

　　比照这两个规则，若某网站上再次出现某些官员的“天价香烟照”或是“豪车照”，网站管理人员可得掂量掂量其中的法律风险了。若是事涉官员向网站发出了“照会”，要求删除、屏蔽某些信息，网站的回旋余地就更少。在这个web3.0时代，网民才是网络的主宰。新的网络侵权规则可能会加大网站的责任风险，从而弱化网站开放度，强化网站对网民的管理。这与建国初期的“单位化”体制颇为相似。其时，单位控制了个人，而通过对每一个单位的控制，便可实现对所有人的掌控。

　　当然，作为“自媒体”的网络也面临着权利被滥用的风险。因此，明确网络言论尺度是必要且可行的。只是，这种“法律尺度”的指向应建立在保障舆论监督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提示规则”，还是“明知规则”，对网站来说都未免过于严苛。

　　从权力的属性来看，公权力来源于民，服务于民，也理应接受民众的监督。宪法还明确了公民对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控告权。鉴于信息不对称，民众对官员的批评、控告、建议出现一些失实，是很正常的。对因信息失实而致被批评对象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并不必然导致侵权责任。否则，舆论监督将不复存在。从保护舆论监督权来说，对舆论监督侵犯他人权利的民事究责，须以监督者怀有“实际恶意”为究责的必备要件，这是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规则。网络侵权责任实则大大降低了言论侵权的门槛。

　　早在“侵权责任法(草案)”二审时，这一条款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不少学者担忧网站的“连带责任”将成为阻碍网络言论的法律枷锁。侵权责任法出台后，更有论者发出了“自此网络无媒体”的一声叹息。

　　在笔者看来，“网络监督”无须神圣化，“网络侵权”也用不着妖魔化。网络并不是虚拟的，网络侵权与平面媒体的侵权并没有实质的区别。网上的隐私权也仍然是公民隐私权。在网络上侵犯个人的隐私权，仍然受侵权法的调整。既然在最核心的“侵权”上，并无不同，又为何要在侵权责任认定上人为划分出网上和网下两道不同的标准？ (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