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必须表达中国文明

　　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未来走势，王逸舟提出了一系列思考：中国的国防和军事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与其他大国和周边邻国安全利益产生摩擦碰撞？中国已经和将要承担的国际义务，究竟是对主要大国及其主导的规则负责，还是对国际社会和人类的一般利益负责？这之间的异同又该如何判断？……

　　郑永年则是明确地建议，“中国首先可以在军事外交上更大胆一些。”“中国和美国、日本、东盟等之间都正开展着防务磋商的活动，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小心翼翼。要知道在军事安全领域，世界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

　　此外，鉴于西方利用“新殖民主义”损害中国在非洲的利益，郑永年也呼吁中国尽快确立能够解释自己国际行为的、独立的话语。“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努力学习西方的经验。但学习西方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中国必须同时吸取西方失败的教训。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外交应具有文明的底蕴。中国的外交也必须表达中国文明，这或许也是中国对国际关系所能做出的一个贡献。”

　　畅想：希望国家该出手时就出手

　　【叙述者】周坚 40岁 旅德华侨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去年奥运火炬传递时，我和众多在德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为祖国的荣誉摇旗呐喊。途中，很多德国民众对我们的举动感到惊讶而纷纷上前询问。其中，遇到善意的民众，我们耐心讲解真实的西藏是什么样；当然也有碰到不怀好意的反华人士，这时我们便与他们激烈辩论。当海外华人们主动组织起来抗击谣言后，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明白了真相，事态便戏剧性地走向逆转。我觉得，合理的抗争是有用的。

　　今年7月抗议达赖窜访德国时，现场就有德国的便衣警察约大家谈话，事后还有华人朋友被警察传唤，接受调查。那时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希望祖国能保护我们。

　　当然近几年来，中欧关系、中德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中国外交会选择怎样的策略，而当时的策略又是否合适？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当受到西方污蔑时，政府对欧洲、对德国的态度直接能影响到我们海外华人的信心。

　　在这一点上，今年新上任的中国驻德大使吴红波的确表现出硬气。他在不久前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颇有外交风范。一开场被问及对德国的印象时，吴大使说，对德国的印象起初不大好，因为这里是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地方。而后，吴大使话锋一转，说后来对德印象不错，因为这里对二战的反思工作很到位。

　　这样的外交话语不卑不亢，既指出了不足，又表现了诚意和欣赏。我想，这也是中国和西方所谓的“斗而不破”关系的体现吧。在这个过程中，我建议官方和民间力量可以在策略上相互配合：唱红白脸也好，在节奏上搭配也好，总之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有度”地抗争。我们不要怕妖魔化中国的言论，而是要“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还记得21年前刚到德国时，听到不绝于耳的“日本威胁论”。当时日本汽车的名声就像现在被妖魔化的“中国制造”一样，但质量到底好不好是由消费者说了算的，也就是事实胜于雄辩。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威胁论”烟消云散，真正有思辨能力的人都不会被谎言欺骗。

　　按我个人的计算，中国在2019年前后的GDP会超过美国。虽然GDP不代表一切，但它是硬实力的一个体现。面对德国这样比较务实的欧洲国家，我相信待中国进入小康社会、总体经济实力再上一个台阶后，“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也会瓦解和消散。

　　我期盼，小康之年，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自信。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当我们被反华势力极端污蔑和抹黑时，我们迅速站出来有力回击；二是我们不会纠缠于一些低层次的谎言，而是埋头实干，以中国的强大来解决所有问题。

　　对话：中国应保持国际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专家】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在“中国崛起”已成为不争事实的背景下，中国是否需要调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内涵和重心？

　　阎学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策是1989年后应对国际孤立状态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成功地使我国摆脱了国际孤立。与20年前比，我国现在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不是缺少外国领导人访华，而是要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太多，接待不过来。既然与时俱进是我们的指导方针，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对外政策呢？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重心调整一下不过是程度调整，这仍不适合眼前的国际环境。我认为我国外交政策应进行原则性调整，即以第十一次使节会议提出的，“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文化亲和力，政治感召力”为外交原则。我将之归纳为“运用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利益”，也可简洁为“运用国力，维护利益”。

　　你认为未来中国在哪些领域可以让世界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

　　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性质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权力与责任基本上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承担多少责任，才可能获得多少权力。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而我们无意提供国际领导。

　　我们不能提供超过我们自己能力的领导，也不应承担超越我们能力的责任，但是我们需要根据我国实力地位的提升而承担相应增加的国际责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国的国际权力。我国可以在许多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安全领域。中小国家对大国的最大需求是安全保障。谁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谁就是他们最可靠的朋友。我国应从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开始，逐渐为远处的友好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我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保障一定要限制在我国军事能力之内，最好是略小于我国的军事能力。要给国际社会提高安全保障，我国就得不断增强自己的军事能力。

　　中国更主动、更积极地有所作为，会引发更多的“中国威胁论”吗？

　　世界上成为头号强国的事例都是一国主动有所作为的结果，很少有天上掉下来的超级大国地位。在西方一些国家看来，“韬光养晦”一词的字面意思是隐藏实力和目的，一些国家认为我国的战略背后隐藏着一个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被他们理解为是进行报复。

　　而“运用国力，维护利益”的提法是符合世界普世价值的，容易得到国际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讲，“同各位一样，我的职责是采取符合本国和本国人民利益的行动，我绝不为捍卫这些利益而道歉”。他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而不是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