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事情都力求与国际接轨，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比如前不久，杭州市政府发布一条消息，在全市的20条道路和10个主要公共场所长期设立限制乞讨区，并警告市民不要轻易施舍，理由是日益猖獗的乞丐诈骗团伙严重影响城市秩序。

　　该政府的禁乞令一经推出，即刻遭到质疑：打击“假乞丐”当然无错，但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打击的对象却值得商榷。被驱赶的诈骗团伙流窜异地如何应对、弱势群体(真乞丐)的利益如何保证等问题依旧悬而未解。

　　我们看到，类似“好心办坏事”的政策不胜枚举，强制安装绿坝、44个汉字整容、电动车新国标等等。明明是为了利民便民的法规条例，可怎么一落到实际就适得其反呢？这些愚政、秀政是怎么出台的，难道在部门内部的讨论中，就没有人看出这些政策的风险么？

　　这一现象说明，在决策制定前，缺乏广泛的意见征集和社会调研，基层百姓的意见无法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主动上谏的声音又常被刻意忽视或恶意阻拦；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之间存在的权、利牵扯又严重影响着政府决策的政策性偏向，权力集团的利益得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常被侵蚀。这些政策的出台，往往与其初衷相去甚远。

　　事实上，与国际接轨执行最快的往往是收费和涨价，接轨成为强势部门义正辞严的借口。孰不知，过程重于结果，如果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程序正义，那么很难保证新政策不会跑偏，徒然增加了行政成本。显然，在追求凡事与国际接轨的今天，首先要做的是加快政府执政能力的国际接轨。刘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