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事就是“为领导出主意”

　　虽然小院里云集的都是“先生”，但此处却非“休养”之所。

　　沈梦培随身带着国务院参事的工作证，编号是156。1998年受聘参事时，长期从事高新科技防震减灾研究与应用工作的他提出了加快科技园区建设的建议。现在，他还受聘中关村科技园区顾问一职。

　　“为领导出主意”，是沈梦培对参事职能最简单直接的概括，“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也不求升官，只求能做点事，我们不怕对领导说实话。”

　　参事们工作时被分为宏观经济组、经济管理组、环境保护组、社会发展组、科技教育组和国际合作组等10个小组。虽然不用坐班，但每周有两次集中工作日。

　　集中工作有时是学习文件，有时大家会共同讨论一些问题，或请各部委专家或领导来作报告。“建言献策、咨询国是”是参事的中心任务。

　　有些建议看似“无心插柳”，却源于阅历积累，关乎民生。

　　参事任玉岭素以敢言著称。一次，他爱人住院，任玉岭看到医院清洁工用手抓垃圾去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对医疗垃圾处理的关注”。

　　回去以后，任玉岭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写了《关于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医疗垃圾的建议》。后来温总理马上作了批示，要求国务院法制办研究制订相关法规。任玉岭还应邀在相关会议上就此发言。

　　“建议不怕尖锐言辞激烈”

　　参事们更多的建议则来自于实地调研，为决策提供依据。

　　参事陈全生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研究司司长，他认为，聘用五六十岁的人为参事，就是要求人生阅历要多，就是要发挥你对这件事情深刻的了解程度。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他们在浙江调研发现中小企业状况不好，亏损增加70%多，便写出了《关于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困难和对策的建议》。2009年4月送了上去，那时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他们已经较早地为解决中小企业困难进行了呼吁。

　　提交建议前，辩论和讨论也是常有的事儿。2009年8月初的一天，一场热烈的讨论正在参事室的会议室里进行。任玉岭与教育专家就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有关问题，慷慨陈词，直抒胸臆。

　　为了做出这份建议，几位参事回到了自己的母校，进小学、中学，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和师生们交流。

　　接受媒体采访时，任玉岭直言，他发现国家高等教育的经费大多集中在部属高校，这就助长了我国教育的不均衡，造成经费使用的不公平。

　　当一些建议言辞激烈或与现行的决策基调并不完全一致，参事室也不会将其“扣”下。参事室的看法是：不怕建议尖锐或言辞激烈，关键在是否符合客观事实，有没有现实意义，对科学决策是否真正有参考价值。

　　去年经济危机刚出现时，陈全生他们发现，当时中国的CPI、PPI、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还有汇率都发生了变化，而统计数据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这样就很容易误导人们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

　　“后来我们剔除了价格因素，发现投资在低位，而不是在高位，消费也不是强劲，出口是萎缩的。”陈全生说，这种情况下就赶快写了一个报告。

　　但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还是要抑制过热，这个建议与主流声音不大合拍，提还是不提？会不会“捅娄子”？

　　陈全生回忆说，参事室主要负责同志说，只要情况属实、数字真实，言之有理有据，我们就送！因为温总理一直鼓励参事们要“讲真话”。

　　参事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和批评，可以不受障碍地送达国务院领导的案头，这种被称为“直通车”的形式，是参事另一种特殊的“权利”。

　　陈进玉说，只要领导同志在京，建议上午送出，一般下午就能收到，最迟是第二天。

　　从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以来，参事们每年都要当面向总理建言献策。

　　去年11月13日，参事们围绕“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在国务院小礼堂与温家宝座谈。8位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作了发言，内容涉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国家信息安全问题以及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等。

　　虽然时间有限，但“互动性强、平等交流”。这是陈进玉对这次座谈会的评价，“当时参事们踊跃发言，总理听完后，对一些问题立即就做出了回应。”

　　对于参事而言，这种精神上的鼓励要比物质上的待遇重要得多。其实，除了可以不退休一直领取在职工资，参事们并没有其他更多物质上的待遇。

　　沈梦培说，每年夏天，因为高温，考虑到参事们的身体状况，集中学习被暂停，但很多参事依然自己出门做调研。

　　在国务院参事室会议室的墙壁上，挂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诗句。而这，正是温家宝总理给国务院参事的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