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学生杀害老师案为死刑改革提供绝好注脚

　　☆案情☆2008年10月28日晚6时许，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内，23岁的男生付成励手持菜刀向正准备上课的教师程春明的脖子砍去，当场将其砍倒；付成励随后掏出手机向警方报案。事发后，昌平分局民警赶到现场，将付成励控制并带走。程春明随即被送往昌平中医院抢救；当晚7时，程经抢救无效死亡。2009年10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付成励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既往表现良好，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点评★ 从付成励作案前对全部后果的深思熟虑、审判过程中又多次表明“不后悔”等情况看，其人身危险性并没有降低，而仅凭几次“三好学生”称号、奖学金或献血证等“表现良好”的“既往”，以及“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自首情节，付成励逃过了一死，从严格的法律角度讲，未必具有多少说服力。这些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情节，不仅使得付案的结果徘徊在“杀”与“不杀”的边缘，也给司法公正出了一道难题。庆幸的是，我国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及少杀、慎杀的司法践行，为法院解决了这一难题，并为死刑改革提供了一处绝好的注脚。这样的判决结果，不单给付成励本人留下了生机，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以生动的案例示范在中国社会进行了一场有关死刑问题的刑法教育，使公众能正确理解死刑的适用标准，究竟什么叫做“可杀可不杀”，什么叫做“慎用死刑”，从而有助于培养国民的轻刑心理并降低司法者对死刑的依赖心理。

　　孙伟铭醉酒肇事案有必要增设“危险驾驶罪”

　　☆案情☆2008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在为亲属祝寿期间大量饮酒。在酒后驾车送其父母搭乘火车的折返途中，从后面冲撞与其相向行驶的比亚迪轿车车尾部。其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向前超速行驶，接连造成相撞事故，共造成4死1重伤的严重后果。经鉴定，孙伟铭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35.8毫克/100毫升，属醉酒驾驶。2009年7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伟铭提出上诉后，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改判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点评★ 酒驾肇事，触目惊心！究竟是交通肇事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从刑法角度，关键是看行为人的罪过形态。不可否认，孙伟铭起初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过失心态；但在发生第一次撞击之后，他没有及时停车，而是继续高速行驶，不计后果，听之任之，最终导致惨剧发生。此时，其主观心态已经由过失转变为间接故意，在客观上危害了不特定人的安全，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法院的判决完全符合其犯罪行为的性质。

　　但必须注意的是，酒驾肇事是当代风险社会中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发展的新趋势，从现有刑法规范上看，无论是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以醉驾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罪质特征。因此，为了有效防范酒驾风险，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当然，在给予酒驾肇事严厉刑事打击的同时，我们更要明确，治理酒驾问题，特别是在防范上，刑法相对于其他法律及措施来说只能是最后一道防线，绝不应该、也不可能单纯或者主要依靠刑法来遏制此类犯罪；而且既要强调治理上的法治措施，也要注意社会风气的引导，综合治理才是上策。

　　汉中韩兴昌网络诽谤案能不能公诉成最棘手问题

　　☆案情☆ 被告人韩兴昌因合同纠纷引发不满，以蓄意诋毁受害人陕西省人大代表、汉中万邦公司董事长杨海明为目的，捏造事实，组织、策划员工打出虚构内容的横幅，于2008年5月17日、19日先后围堵万邦公司和陕西省汉中市政府，同时多次采取利用互联网发帖的方式捏造事实对受害人杨海明进行诽谤，严重侵害了杨海明的人格权、名誉权。案件发生在2008年“抗震救灾”的特殊时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社会危害性严重。2009年11月24日，汉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韩兴昌构成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点评★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更为便捷，但同时也导致网络侵害行为更为方便。韩兴昌案的特点就是行为人借助网络技术，实施了诽谤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第2款的规定，诽谤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公诉，还是自诉？这是本案司法程序中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我认为，鉴于网络本身的特性，有必要将网络诽谤与普通诽谤予以适当地区分。在网络传播中，侵害信息的影响力之大、传播速度之快、互动性之强、受众主动性和参与程度之高，远非传统媒体或其他手段所能够比拟，因而更容易导致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危害。韩兴昌的诽谤行为发生在“抗震救灾”的特殊时期，其捏造的事实涉及拖欠灾区民工工资等老百姓高度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通过网络迅速散布并扩大影响，严重误导了舆论方向，给社会管理秩序和政府、企业都带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当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检察机关完全有权依法提起公诉。科技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对刑法的应用提出了挑战。这要求我们在刑事司法观念上不能固步自封，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江苏盐城水污染案是污染环境还是投放危险物质

　　☆案情☆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间，江苏省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文标、生产负责人丁月生，将其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明知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钾盐废水，排放到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任其流经河道而污染了自来水厂取水口，致使2009年2月20日起该市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水达66小时40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3.21万元。2009年8月14日，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本罪的罪名应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被告人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胡文标执行有期徒刑11年；以同罪判处丁月生有期徒刑6年。

　　★点评★这是中国首次将违法排污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为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罪案。生命之源被故意以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关键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此罪或彼罪的犯罪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要区别在于主观方面：前者是过失；后者为故意。本案两名被告人明知排放的废水当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也明知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因为排放废水被环保部门行政处罚以及限期整改以后，仍然没有采取环保措施，继续大量偷排，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间接故意。因此，将本案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是符合本案的性质和该罪的犯罪构成的。

　　盐城案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一方面要防患于未然，通过刑事立法完善，增加对环境犯罪行为犯、危险犯的规定，在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还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之前就对其予以适当的刑罚惩治，以预防实害结果的发生；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引导和促进企业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转变经济效益高于一切的思维模式，杜绝先发展后治理。

　　云南“躲猫猫”案件未决犯监管体系存诸多问题

　　☆案情☆2009年1月29日，李荞明涉嫌盗伐林木罪被羁押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9号监舍后，多次遭受同监舍在押人员的殴打。同年2月8日，在又一次体罚过程中，同监舍在押人员普华永用拳击打李荞明头部，致李头部撞击墙壁受伤倒地昏迷，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当地警方作出被害人在“躲猫猫”游戏中意外死亡的解释，被网民称为“躲猫猫”案件。2009年8月14日，昆明市嵩明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晋宁县看守所民警李东明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苏绍录犯虐待被监管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点评★本案的定罪量刑在刑法上并无太多困难，需要我们深思的是“躲猫猫”案件背后的问题。长期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的牢头狱霸，因为一次被宣称的“躲猫猫”事件而被推到了舆论的浪尖风口，看守人员的玩忽职守和羁押场所的人权保障也再一次接受了阳光下的审判。被害人李荞明本是锒铛入狱的犯罪嫌疑人，若他被审判定罪判刑，或许他仍不思悔改，或许要痛改前非而渴望新生，在一切都未知的时候，他在羁押场所被非法终止了生命。在这个强调人权保障的时代，犯罪人首先也是人，有作为人被尊重的权利，其生命和健康应当得到依法保护。“躲猫猫”事件的曝光，体现了网络对司法的监督，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未决犯监管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对此，必须予以正视和重视。本报记者 蒋安杰 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