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北京市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广宇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很多官员大权在握时，因为人脉关系很深，监察部门一般不敢查，也没法查。这些官员到政协任职后，其拥有的权力小了。随着问题的相继暴露，这时再调查，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多种信息显示，这些官员大权在握时，尽管已经劣迹斑斑，并被屡次举报，可他们凭借自身权力关系网，不但能摆平上下左右的关系，而且还能在保住官位的同时又在政协新岗位上获得升迁，能量总是超乎常人想象。

　　不该成为腐败官员“藏身之地”

　　不可否认，目前公众对有些地方政协官员颇有微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类政协官员非但不能反映民意民声，高质量地参政议政，推进社会民主进程，还搞腐败，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据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地方政协官员频繁落马，与近年来有些地方在政协官员选拔任用工作中降低了标准有关——有些因年龄、政绩、口碑等原因，不能继续留任或提拔到党委、政府任职的官员，往往会被安排到政协岗位上。

　　多位受访的地方组织部门工作人员也坦言，目前不少地方对政协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认识并不到位，政协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无权、无为、无用”的“陪衬”机构。“随着官员退休的制度化，近年有大批官员退‘二线’，如果不重视政协工作，就很容易把政协变成官员安置场所。如果选人用人把关不严格，会导致一些官员被‘带病提拔’，使政协沦为腐败官员的藏身之地。”北京市委组织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干部认为。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对政协工作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有些地方把政协职位当作一种荣誉或奖品随意乱送，在降低了政协成员基本标准的同时，也降低了参政议政质量。更严重的是，也给了一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有些地方的企业家或富人，只要做了一点公益事业，在社会上博得一些名声，通过一些关系就可进入政协做政协委员。”曾广宇告诉记者，“如果运作得好的话，有些还可直接成为地方政协常委。”

　　“一些地方政协官员落马人数急增，其中还与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和地方黑恶势力作祟有关。”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地方为了经济增长，热衷从政治上拉拢利税大户，以至一些道德低下、富而不仁的私营企业主或富商老板混入政协成为委员，甚至政协常委，而这些头衔，又为他们从事非法活动提供了保护伞。”

　　据报道，在重庆“打黑风暴”中，不少黑帮人物就在政协任职。比如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强，有一个显赫的头衔——巴南区政协常委；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天伦，任重庆市大渡口区政协委员；重庆市华厦建筑公司总经理贺伦江，任渝北区政协委员。

　　选任政协干部要风清气正

　　多位受访专家都认为，政协不仅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而且还是公众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的政治舞台。因此，要像把好重要部门、关键岗位一样，把好政协“入口关”，这应当引起自下而上的高度重视。

　　“要加大整个社会查办案件的力度，继续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一旦发现官员搞腐败，不管在哪个职位，不管职务多高，功劳有多大，都要排除一切阻力，坚决查处，不能让问题官员‘边腐边迁’转任到政协岗位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

　　中央一向重视官员选拔的“入口关”。2009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全国干部监督工作会议上指出，以最坚决的态度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

　　“要加大对政协官员的反腐倡廉力度，也很有必要把反腐重心继续前移。”针对地方政协官员纷纷落马的现象，曾广宇强调了自己的看法。“应在党政领导干部转任政协官员前加强审计，进行严格的离任审查，不把有问题的干部提拔或转任到政协岗位上去。”曾广宇建议，“审查的内容除经济审查外，要按照干部管理制度进行民主测评等，包括述职、群众鉴定和公示，整个过程重点考察干部的德能勤廉；建议采用无记名方式，这样更容易得出客观、真实的结果。”

　　“关键是要激活地方政协的职能，避免政协成为一个闲衙门。”张鸣认为，“这种制度性的设计，必须对官员的素质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安排一个现任官员就进政协任职，更不能把政协当作安排官员半退休的一个台阶。既然有政协这个机构，就应赋予其相应职能，让其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作为政协自身，平时要加强对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既要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分酝酿，把那些有民主思想、有参政议政能力、高素质的人士选配进政协，也要对那些不合格的委员或政协领导干部建立明晰的考核退出机制。”

　　“具有公共传播责任的媒体，在对地方政协官员腐败案件的报道上，应更加严谨，力求表达更加准确，更加客观公正。”齐善鸿认为，“如果有政协的官员案发，应在报道上标明犯案时所任职务，媒体的报道不应为了噱头而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