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很多人担心,在对媒体的违法情形规定得语焉不详的情况下,“依法追究媒体责任”很可能最终异化为司法借权力之便压制舆论监督的一个借口
本刊记者/韩永
媒体对司法领域的报道今后或有转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前副教授周泽前几天给几家媒体爆料提供有关司法不公的线索时,均被婉言拒绝。
周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说明理由时,这几家媒体都提到了最高法去年12月8日出台的一个文件。其中的一条,专就媒体报道司法活动予以约束。由于其措辞严厉,又预留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被网友戏称为“第九条军规”。
这一文件即《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文件与最高法院的另一文件《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同时公布,本为“落实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提高司法公信”,没想到适得其反,甫一公布,便招来质疑一片。
“第九条军规”
这“第九条军规”,列该《规定》实体内容的最后一条。此前的八条,被人看做有利于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的内容,比如“对于公开审判的案件,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可以旁听。审判场所坐席不足的,应当优先保证媒体和当事人近亲属的需要。有条件的审判法庭根据需要可以在旁听席中设立媒体席。”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现,“(前八条)细看每一条都很虚,处处预留了拒绝公开和拒绝监督的空间,第九条则面目清晰,那就是对于媒体采访报道中的某些行为要加以处罚。”
这“某些行为”,包括四种具体情形和一个“兜底条款”。这四种情形分别是:一、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二、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三、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四、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另有一个兜底条款是,“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对于“上述”行为,该《规定》给出了两种处置办法,一是“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二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后一种表述成为舆论攻击的火力集中点。很多人担心,在对媒体的违法情形规定得语焉不详的情况下,“依法追究媒体责任”很可能最终异化为司法借权力之便压制媒体的一个借口。在《规定》第九条中,有大量的诸如“严重失实” “恶意” “倾向性报道”等有着巨大裁量空间的表述。
最高法被公众聚焦之处在于,法院的身份,本属于媒体监督当事人,却欲扮演媒体监督裁判员的角色。这两种角色如果并行,如贺卫方所说:“《规定》的名称叫做‘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那意味着法院的角色是一个被监督的对象。现在,居然是被监督者为监督者立法,让监督者如履薄冰,动辄得咎,说实话,这实在是位卑言高,没大没小。”
除此之外,最高法此举,还涉嫌冲撞立法机关。“因为法院是适用法律的,而不是制定法律的,”周泽说,最高法或有权制定法院系统内部的规范,但《规定》的触角,显然已经伸到了法院系统之外。
这种试图规制媒体报道的举动,最高法此前也有先例。2006年9月12日,在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最高法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案件的报道,所列举的事实、证据和引用的法律必须准确,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
地方法院则在实践中更进一步。2003年年底,广东省高院发文剥夺6名记者对广东省内的三级法院采访权一年。其做出这一处罚的依据,是该院会同有关部门在当年6月份颁发的《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媒体对司法的报道进行了较为严厉的限制。
比如,“对于依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对于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做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法此次的《规定》与广东省高院2003年的《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在体例和用语上都惊人地相似:对法院配合媒体采访的部分,行文上多是避实就虚;而对媒体提出警戒的部分,则显得实至而名归。同时,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之大,也异曲同工。
Copyright ©1999-2026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