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强今年28岁，来自河北省景县留府镇高庄村。高志强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今年6岁，最小的儿子只有2岁。1月9日，在北京打工的高志强向老板讨要70元工钱，被包工头叫来的人追着捅了一刀，右侧肾脏主要血管破裂，肾脏被切除。(1月13日《检察日报》)

　　年末岁初，农民工讨薪问题和由此而发的矛盾进入“暴发期”。最近有媒体报道：南京农民工讨薪成功率不足两成；70多名农民工在乌鲁木齐遭遇讨薪难……有农民工为讨薪，上过塔，跳过楼，投过海，甚至喝下敌敌畏。讨薪者之所以选择暴力、极端手段，原因之一便是维权成本过高，“程序烦琐”和“处理时限长”也是造成原因之一。依法讨薪，目前存在着成本过高等问题。有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索要这1000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有欠薪，才会有讨薪。企业欠薪、农民工讨薪已成社会的痼疾。政府及相关部门为此也下过很大的功夫来“医治”，但形势并不容乐观。每一次讨薪背后都是一串串辛酸的泪，甚至是一点点凄惨的血。法治社会需要依法讨薪。尽快将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无疑是治本之策。农民工讨薪所表现出来的无奈，甚至偏激，一方面缘于对欠薪企业的惩罚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法律对保护农民工权益不够。眼下，企业欠薪所付出的成本太低，以至于企业可以用克扣职工薪水来要挟。更不正常的现象是，企业兑现了欠薪却成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政绩”。

　　“讨薪丢肾”缘于法治“肾功能不全”，尤其表现在对欠薪企业惩治力度不够。有政协委员呼吁增设“欠薪逃匿罪”，以维护劳动报酬权；还有人士建议修订《刑法》，设立“拖欠劳动报酬罪”，以提高欠薪的违法成本。尽管从立法的角度应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但农民工权益保护是否顺利步入法制化轨道，核心问题在于健全法制，强化法治功能。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