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

　　放在那个边上。

　　农民工：

　　(找工作)人家不要，没钱了就到大街上睡。

　　解说：

　　在救助站暂住的日子里，小玉还见到了来看望他们的南京市委书记。

　　朱善璐 南京市委书记：

　　只要是打工，到南京来找工作，全力地帮助你们。

　　解说：

　　朱书记的这句话，不仅是说给小玉的，更是说给所有来这个城市寻找工作的人听的，这既是有温度的关心，更是一个书记代表这个城市做出的承诺。本月6号，南京市政府就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不仅拿出了几百万的专项资金，更是要求对全市建筑工地等农民工集中场所进行集中检查，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到位，不允许再出现欠薪情况。

　　而在更早的时候，一场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行动已经展开。日前，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四地的劳动监察执法部门联合出台了《泛长三角地区劳动保障监察委托协查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凡户籍所在地是泛长三角区域内的劳动者，在本区域内任何一个城市，如果遭遇用人单位克扣、拖欠工资等劳动保障权益受侵害情况，来不及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的，回户籍所在地后，在法定有效期内，仍然可以通过户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申请权益异地救济保护。

　　沈长仁 浙江劳动保障监察总队队长：

　　比方说，安徽的农民工到我们浙江温州打工，老板没有了，比如说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没发，我两个月工白干了，他回到家里以后，到了当地劳动部门去反映了，安徽当地查不出来，他只好委托我们浙江去，我们浙江收到这个委托以后，我们就去处理这个事，工资追回来以后我们再给他寄回去。

　　解说：

　　解决不了先回家，再找有关部门解决，这应该是一个更大的制度的进步，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强，此前劳动投诉和执法一直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可谓各人自扫门前雪。如今，这一惯例开始在泛长三角地区被打破，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希望出门在外的农民工能更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

　　汪杰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局局长：

　　第一个就要知道建筑公司是什么建筑公司，最好知道法人，能知道电话更好。

　　第二个，注意收集工资表，如果他欠你钱，也叫他打个欠条，尽量叫他公司打或者法人打，不要叫包工头打。

　　第三个就是要签定劳动合同。

　　解说：

　　今天，四省市间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了一点一点解决农民工权益问题的希望，这也是年关将至，政府部门送给广大农民工的又一份礼物，更是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一次有意尝试。据了解，四省市的合作只是迈开了第一步，他们打算利用三至五年时间，逐步建立区域内异地权益救济制度，同意用人单位异地用工情况通报制度、劳动保障监察业务交流等五项制度，届时帮助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或许会越织越密。

　　主持人：

　　王教授，您看，在年初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几年前我帮熊德明讨工钱，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更注重研究制度问题，刚才短片里面也涉及到一个制度的建设，就是江、浙、皖、沪，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泛长三角地区劳动保障监察委托协查办法》，这个东西的出台对于从制度上建设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王锡锌：

　　的确我们觉得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不仅仅需要人们有温度的关心，更需要有力度的制度。比如说有力度的制度，其实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重视这方面，2006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了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其实很多的制度都已经谈到了，关键在于这一制度怎么落地，能够真正的生长起来。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短片里面讲到，江、浙、皖、沪搞这种联动制度，这种联动制度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可以在降低农民工讨薪维权这方面、降低成本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

　　主持人：

　　换句话说，我是安徽的农民工在上海打工，在上海遇到的一个欠薪事件，我就可以回到原籍或者其他地方打工去，当地所在部门可以帮我处理这些问题。

　　王锡锌：

　　对，如果没有异地联动或者委托执法的制度，你为了讨薪，可能就得在那个地方耗着，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住宿等等其他的日常开支都成为一个问题，仅仅是为了讨薪，由于许多数据都表明，这种讨薪的成本有的时候甚至是他们所讨到的薪水三倍以上，所以维权的成本很高，如果用工方，企业知道农民工维权成本很高的话，他可能有时候会更加有恃无恐，所以我想这种联动的机制开了一个好头，可以降低成本。可能使异地讨薪更加有效率一些，因为毕竟有了一种协议，或者有这种默契。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劳动监察执法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没有这种联动机制，异地的机关也可以进行委托的执法，比如维权这一块，我回到了本地，或者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我通过这种地方至少有一个信息的传递，第二，如果回到本地，可以启动委托执法的机制，我们需要把这样一种联动的机制进一步落实，并且不仅仅要在这种空间范围上落实，而且要在运行的细节上、效率上要落实，因为它仅仅建立一个委托，如果委托以后，还存在一些相互扯皮怎么办，如果拉的时间很长，可能还会使农民工对这样的制度失去必要的信心。

　　主持人：

　　我还得关注一个数字，2009年南京市总工会接到了农民工讨薪事件，是6000件，但最后解决的是1000件，我们怎么看这个落差？

　　王锡锌：

　　的确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好像是通过工会这个途径来进行一种维权，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进一步地分析成功率不高，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的，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比如到底是不是欠缺一些合同。我想从这种方面来看，除了工会要发挥作用之外，而且要有针对性的看到，工会在哪些方面，比如六分之五没有发挥作用，原因是什么，找出来，有针对性的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