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强今年28岁，来自河北省景县留府镇高庄村。高志强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今年6岁，最小的儿子只有2岁。1月9日，在北京打工的高志强向老板讨要70元工钱，被包工头叫来的人追着捅了一刀，右侧肾脏主要血管破裂，肾脏被切除。(1月13日《检察日报》)

　　临近岁尾，农民工讨薪自然而然地成了社会的焦点话题，随之而起还有那些多种多样的讨薪方式。所有的讨薪方式，都凸显了一种无奈，更代表着一种悲凉。在看惯了爬大桥、上高楼甚至绑架人质等极端的方式之后，我们近乎已经对所有与讨薪有关的故事和新闻麻木了。可是，不要忘记，只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根本的维护，与讨薪有关的悲剧就会永远上演，并且会以“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的方式继续呈现。

　　“薪”何以用“讨”？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讨”意味着讨要，至于人家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讨”代表着一种被动语态，一种权利难以实现的窘境。具体到现实中，可能就表现为被老板骂、被老板打，甚至是被老板杀等现象了。高志强“讨薪丢肾”的经历，就说明了这种窘境的残酷性。

　　这个故事是让人感伤的，感伤之处在于主人公的遭遇、他身体上所罹受的痛苦，以及在这个“红红火火过大年”日子里与喜庆不协调的那种反衬。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名字——刘洪江。是的，就是那个为讨回欠薪，被包工头等人殴打，脚筋被挑断，遗弃在江苏然后用18年时间爬回日照老家的那段讨薪史诗的创造者。两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为讨薪付出了身体的代价，甚至于一辈子的幸福与安康。

　　可是，每当这个时候，舆论还往往出现这样的声音：农民工讨薪为什么不找劳动部门解决？为什么一个人擅自去讨薪？为什么不提高维权意识和法律素养？云云。就好像他们挨了打、受了委屈是“自找的”似的。可是，在笔者看来，就算农民工在维权方式上存在问题，被打、切肾也不至于归咎于农民工自己吧。相反，我们更应该去反思，为什么老板们这么习惯于不给工资，这么惯于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进一步说，那些劳动部门为什么不能对这些无德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为什么《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仍然构不成足够的法律效力？这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官方去回应，而不是让农民工们利用身体健康换取制度的渐进与社会的进步。如果非得以“讨薪丢肾”的方式去完善劳动法的践行，还不知道会出现多少名刘洪江与高志强。

　　要明确的是，不是每位农民工都能像熊德明那样遇到温总理。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的根本，还应当依赖于法律约束力的实现以及制度化方式。可是，就目前而言，这种“正统方式”却非常难以实现。资料显示，2009年南京市总工会共接到6000多起讨薪案，能够解决的只有1000余起，只占全部案件的六分之一，而建筑业是重灾区。

　　还剩一个月就要过春节了，就眼前而言，各地方的劳动部门、维权部门也应该为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应一下急了。□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