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的真功

　　社会管理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善治”，即达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1月14日，广州市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在南方网、金羊网、大洋网、奥一网等四家网络媒体上，开展以“广州垃圾处理政府问计于民”为主题的公众意见网络征询活动，活动为期两个半月。网民意见经搜集整理后，将由专家和市民代表进行研讨和论证，形成“科学、环保、合理、符合广州实际情况”的意见和方案，供政府决策。

　　显然，2009年11月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以及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爆炸等事件，对广州市政府这一举措的出台，起了推动作用。

　　“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下，我国社会管理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离开了公众的参与，社会管理决策很难施行。因此加强与民互动和协商，是目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道。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在受访专家看来，随着30年改革开放的推进，附着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社会管理体系逐步调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的社会管理体系正在探索和建立之中。当前正值我国社会“矛盾凸显期”，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

　　参与、互动、协商

　　应丽江花园业主代表邀请，2009年12月20日上午，广州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与小区约50名业主代表面对面交流。在业主居民多次以“散步”的方式，对在人口稠密区建垃圾焚烧厂表示强烈抗议之后，政府与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公众，终于坐下来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沟通对话。

　　谭应华在会上表示，会江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停止。“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识，要大多数周边的人同意才行，这个比例要达到75%。”他同时表示，今后所有有关民生的重大项目，一开始就让大家都参与。

　　“我们可以发现，在理性平和的互动协商中，双方均试图改变对方的想法；同时，在理性平和的互动中，双方也都改变和提升了自己”，单光鼐评论说，“不只是政府改变了‘我说你干’的工作方式，业主居民也从一开始单纯反对建垃圾焚烧厂，逐步想到生活垃圾如何科学处理、垃圾分类等实质性问题，以致逐步参与到了社会管理的决策过程之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来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大量的社会管理事务回到了基层和社区。与此同时，公众对公共服务产品“质”与“量”的要求也大幅提高。这些都导致政府难以再包办所有的社会管理事务。

　　“社会管理不光是政府的事情，也不再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就能办好的事情，而必须要吸纳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并与之互动、协商”，单光鼐说。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祝灵君认为：“我们党的群众工作不是单向的‘给’与‘取’的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是彼此间‘问’与‘答’的关系”。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直至目前的一些做法，都显示出社会管理决策与民互动、协商的大趋势。

　　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

　　2009年，“网络群体性事件”新词诞生。罗彩霞事件、杭州飚车案、邓玉娇案、周久耕案，百万点击率的热点事件此起彼伏，“躲猫猫”、“楼脆脆”、“桥糊糊”引导着网络流行语。澎湃的网络舆情，也给完善社会管理提出了全新的命题。

　　如何做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相关部门按照中央要求正在采取措施，比如完善网络业务管理政策，优化网络应用结构，积极稳妥逐步推行网络实名制等。

　　再如，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工作机制，提高对司法个案、突发事件的网上引导能力。其中包括与新闻宣传部门沟通机制、政法维稳宣传舆论工作联系会议制度、网上舆情监测研判机制、重大案件事件快速反应机制、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等。

　　“事实一再证明，对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堵是堵不住的，封也封不住，必须按照高层的部署，着力于‘管理’和‘引导’”，单光鼐说，“现在有的官员把网络舆情视为洪水猛兽，感到非常恐惧，这都是源于对网民群体及其思想状态缺乏认识和把握。”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7月，我国网民人数达3.38亿，博客作者已达1.81亿，2.76亿人经常通过手机上网。在3.38亿网民中，51.8%为青少年网民，62.8%的网民年龄在30岁以下，构成了网民的主体。

　　对各主管部门来说，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和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网上秩序。

　　“只有在准确了解和把握网民主体的基础上，政府才能有效地制定互联网管理建设政策，否则就可能‘进退失据’，产生政策偏差”，单光鼐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也是巨大的挑战。”

　　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

　　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观察，当前社会客观存在一些特殊人群。受访专家提出，对这些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应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发展。

　　比如，刑释解教人员。尤其是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姓名、身份、住址不明的刑释解教人员，基层党政组织、政法单位、群众自治组织应建立必送必接和有效安置机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可试点建立过渡性安置基地，目的是积极解决他们在就业、生活、家庭方面的实际困难，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

　　再如，社区矫正人群。按照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建立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要求，一些刑期较短、改造较好、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服刑人员应被纳入社区矫正。

　　而对不在学、无职业青少年、流浪乞讨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青少年群体，各政府相关部门应尽量解决其就学、职业培训问题。

　　同时，对流动人口，各地应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落户条件，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

　　祝灵君说，一些地方党组织纷纷出台关心流动人口的新办法，如“流动党员亮出身份”(深圳“南山模式”)，“建立农民工关爱之家”与“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贫困群众结对子(四川“高坪模式”)等。“实践证明，哪一级党委政府处理好了流动人群的问题，那里社会稳定就能得到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发生在广州的多起非洲入境人员坠楼、围攻派出所事件，给境外来华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服务敲响了警钟。来自高层的信息显示，相关部门要做好境外来华人员入境签证、出入境边防检查、停留居留、住宿登记、租房购房备案审批、就业、就学等管理工作；构建覆盖境外来华人员入境、居留、就业、就学、出境全过程和信息及时共享的动态管理体系。

　　单光鼐认为，化解社会矛盾首先要分清“敌情”还是“民情”。对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服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政府方面应积极解决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更有尊严、更加自立地生活。“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矛盾的根本化解”。

　　以贴近的感情疏导民情

　　社会管理事务，一般都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因此，工作的具体方式和态度，也对化解社会矛盾有着较大的影响。受访专家认为，社会管理应善于做到“情绪疏导”和“情绪管理”，这有利于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客观上说，群众中形形色色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现象，与干部在解决矛盾冲突、协调利益关系的工作中，是不是能够饱含感情地主动贴近群众，疏导他们的情绪不无关联。

　　祝灵君说，在群众工作中，如果只会机械、简单地运用“物质满足”或“物质诱导”的方式，不可取，也不可持续。“计划经济时代各单位政工干部的主要职责，是抓本单位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抓‘情绪疏导’的工作。永远不能丢弃我们党善于从事‘情绪疏导’的优良传统”。

　　祝灵君认为，当前这项工作不仅要落实在党内，更要面向社会，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普通党员去从事面向全社会、针对不同人群的“情绪疏导”工作。深圳“南山模式”和四川“高坪模式”表明，抓市场经济并不只是抓“GDP增长”，还要善于抓人心，善于疏导人民群众在利益多元化背景中的各种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