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把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等城市，以及六安市金安区和舒城县作为产业转移示范区，实行先行先试的政策。这是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举措。

　　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冲破计划经济的堡垒，中央批准实施了特区政策，并且在国务院设立特区办公室，负责特区政策制定和实施；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批准了数百家经济开发区，在全国掀起了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进入本世纪，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特区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区域性开发政策，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到渤海湾试验区；从成都和重庆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到湖北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的都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新的原动力。

　　为了确保区域性的经济体能够快速发展，国务院在批复有关方案的时候，赋予了这些地区“先行先试”的优惠条件。换句话说，在这些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制定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政策和措施，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制定特殊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目的就是要发展当地的生产力。

　　这样的改革思路和举措，至少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探索性的区域性经济改革，正在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主要切入点；第二，生产关系尚未完全稳定，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央政府赋予了试验区制定特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特权，以调整不断变化着的生产关系；第三，试验区政策具有丰富的含金量，试验区享受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政策福利待遇，差异化的改革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下去。

　　这样的改革模式几乎贯穿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随着试验区的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试验区的名目不断增加，中国区域性的改革正在逐渐代替全国性的改革，区域性改革正在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发展方向。

　　从改革策略上来看，中国地域广阔，制定全国统一的改革措施，难免会顾此失彼。各个地区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和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利于减少全国性改革的成本。但这样的改革会不会破坏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呢？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早有争论。一些地方制定的先行先试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早已突破了国家现行法律的规定。如果地方性法规与国家的法律发生矛盾，那么，究竟应该以地方性法规为准绳，还是应该以国家法律为行为指南呢？

　　在笔者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大意义在于，触及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层次含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承认人大代表的主体地位，允许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颁布地方性法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意味着把所有权力都收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是要在尊重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扩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推出的各项试验区改革方案，是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经济上的铺垫，它必然要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行使自己的立法权。

　　今后我们在分析和研究国家法律体系的时候，既要重视全国性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同时也要重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今后应当减少全国性的立法，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保留足够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全国人大法律与地方性法规打架的现象发生；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地方人大的立法积极性，从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