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顶之灾”

　　艺术家们开始维权。

　　曾经互不相识的艺术家聚集起来，开会、选代表、定方案。他们在艺术区的墙壁上书写拒绝拆迁的标语、申明自己的权益，以行为艺术表达愤慨。但是面对推土机，行为艺术显得越发怪异和苍白无力。创造力无限的当代艺术家们在拆迁面前所能做的并不比普通钉子户多些什么。“我们现在的要求一个是赔偿我们的装修费用，另一个是给我们延长一些搬迁时间。”刘玮无奈地说。

　　刘玮和刘懿在工作室门口劈木柴取暖的时候，雕塑家陈文令正在奶东艺术区的工作室里制作泥稿。这个五年前从厦门移居北京的雕塑家在当代艺术圈已是相对成功的。他的工作室有十几名助手，虽然已经停水停电，但助手手中的打磨机仍嗡嗡作响。“我们停电当天就买了一台发电机。”陈文令搓着满手的泥对记者说，“每天电费320块。”

　　2009年12月7日，还在台北的陈文令接到助手的长途电话，“陈老师，咱们的工作室20天内要拆迁。”陈文令对着电话喊，“不可能，你们先不要慌。”

　　“我装得挺平静，但是也懵了。”陈文令对记者说。第二天他返回北京，确认20天的期限只是房东所定，第20天的当晚，工作室突然停水停电。“水管突然不出水，就像你血管凝固的感觉一样。”陈文令说。他派人买来发电机，第二天早晨继续开工，却有助手向他提出辞职。三年前他和团队因索家村艺术区拆迁而搬来此地，如今再次遭遇拆迁，助手不想再忍受这份工作的颠沛。

　　他随后调了一部车专门运送饮用水，又召集来工人，指着院子说，“给我挖一口井。”他想用这样的举动表达一种和现实抗争的态度。工人告诉他，挖井需要15万。陈文令说，“挖！15万我还是有的。”但事后得知，北京有地下水管制的法规，挖井一事只得放下。“你看，我们艺术家多遵守法律。”陈文令说。他在乎的并非是工作室的租金以及装修赔偿，这个2600平米的工作室每年租金20万，“倒是不贵”，他更在乎的是拆迁对新一年工作计划的影响。三年前搬迁时，他正在创作著名的“幸福生活”系列，而这一次搬迁又一次碰上陈文令正创作新作品。2010年上旬，将举行由批评家吕澎策划的大型展览《改造历史》已要求陈文令拿出新作，而2009年11月份，他将在今日美术馆举行个展，还有香港以及国外的一些群展都已谈妥。

　　“如果作品完不成我会失信太多人。”陈文令说。在他工作室的黑板上仍按部就班地写明一周的工作安排，他已另租下798的一间办公室，让助手可以打理日常行政和外联工作。而工作室仓库中近20年积累的雕塑小稿和模型尚无处安放。

　　因为陈文令的财力和影响力，房东没有给他太多压力。而对于其他年轻艺术家，一些房主并没有如此客气。陈文令工作室的隔壁，住着一对年轻夫妇，元月一日半夜12点，他们工作室的铁门被撞毁，水电全无。“这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全部积蓄都砸进工作室，现在全都没了。”陈文令说。警察判定此事属于经济纠纷，不好介入太深。

　　在维权和坚持工作的同时，被驱逐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再一次开始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而每一次艺术区的拆除都可能会使部分年轻艺术家从此销声匿迹。

　　何去何从

　　“现在被拆迁的艺术家，一部分跑去宋庄了，一部分回到自己公寓，另外三分之一回老家了。”陈文令对记者说。此次艺术区的拆迁范围涉及朝阳区全部农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而这些建筑占北京全部艺术区的90%以上。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朝阳区内除798、酒厂艺术区以及一号地艺术区属特批的创意产业用地之外，其他艺术区几乎全部属于“违建”范畴。

　　现在，任何一个正在被拆除的艺术区中，留守的艺术家不到高峰时的十分之一。断水断电和寒冷的天气逼迫他们不得不丢掉大部分家当一走了之。

　　刘玮把自己的作品运到了环铁艺术区的一个工作室。“环铁现在是不拆，过一段应该还是要拆。”刘玮说，“又装修了，花了三万，不装没办法住。”在008艺术区与他一起做邻居的艺术家们，现在大都像他一样，各自另找去处。其中最为稳妥的选择是宋庄。

　　这个位于北京东部紧邻燕郊的宋庄镇，向前承接了圆明园聚集区的“盲流生态”，向后开启了798艺术区的商业时代。方力钧、岳敏君等众多一线大牌落脚于此，让这个原本寂寥的小镇在几年之中成为艺术青年前去朝拜的圣地。

　　90年代初，一批失去户口、没有工作的青年人以极低的价格租下了圆明园周围的农民房。意识形态把他们驱逐在此扎堆取暖，喝酒、聊天、谈论艺术，开启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艺术家时代。此后几年，一些艺术家首先落脚宋庄小堡村，在那里艺术家们分享着各自的资讯，不多久方力钧等人接到了来自威尼斯双年展的邀请函，那些薄薄的航空信封将他们的身份从盲流变为艺术明星。

　　21世纪初，西方资本强力进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以798为核心的艺术区成为时尚和资本的代号。艺术聚集区从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流行的生态。艺术区的功能从避难所升级为资本实验田。而今，艺术区大面积拆迁后，宋庄再次成为为数不多的艺术堡垒之一。但仍有艺术家不愿前往遥远的宋庄。

　　“那么远的地方，会因为距离而被边缘化。”陈文令直言不讳，“这是一个很功利的算盘。策展人、机构、藏家、媒体去一次宋庄来回四五个小时，人家会因为距离远就不去了。那边确实是稳定，也会让你失去机会。”陈文令现在开始装修自己的一座空置别墅，暂时将尚未完成的作品搬到别墅地下室，助手和工人也可以入住。同时，他的助手在奶东艺术区不远处找到了一处新工作室，租金每年52万。“我就算去宋庄，以我的规模也得租一个二十万的工作室，我省下三十万，但是失去几个机会，看起来便宜实际上更贵。”陈文令说。这次签约之前，陈文令特意找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看到周围大片的拆迁土地，对陈文令说，“这个房子两三年后有官司。”一时让他哭笑不得。

　　陈文令承认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让他相对轻松地应对拆迁困境。“这次拆迁，对没有经济储备的艺术家影响最大。有人批评艺术家急功近利。你不急功近利，光谈哲学，遇到这样的事不就是要你死吗？”

　　“我知道当代艺术圈不是收容所，但是看到艺术和人格都很优秀的艺术家遇到这样的事，还是很心寒。”陈文令说。

　　投入全部积蓄打造工作室的艺术家并不在少数，刘玮和刘懿仍每天坚守在工作室门口，生火取暖，晚上盖三条棉被过夜。这些会画画的钉子户们想以最后一搏讨回装修费用。他们知道自己租用的工作室属于违法建筑，即使索赔装修款也还是与房东的私人协商。对于未来，这些艺术家尚没有计划。刘玮叹了口气，“没地方去，就进山吧，怀柔啥的，再不行就回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