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昨日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此前在各地争议颇大的刑事案件中“赔钱减刑”、“花钱买命”，此次得到最高司法机关的明确回应。

　　钱能不能买命，争议由来已久。《红楼梦》里，贾雨村判薛家杀人案。贾法官最初也拟法办凶手，却因薛家家势，并牵扯到法官自身，只好令其赔付“许多烧埋银子”，被害人“无甚话说”。

　　此案可谓“花钱买命”的典型判例，无人上诉也无人上访，大抵可称为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只不过，这一回的标题叫“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以表达作者的司法立场。

　　清代大管家和珅发明了一种“议罪银”制度，得到了最高首长乾隆的首肯。有罪的官员交一笔钱到皇帝的小金库，皇帝挥笔减刑——这种制度饱受后世诟病。

　　从形式上看，现在的“宽严相济、赔钱减刑、花钱买命”与古代这些案例并无不同，但事实上，这却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法治的趋同方向。

　　判刑的目的是什么呢？惩治犯罪行为而非犯罪人。法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减少恶行，增加善行，而非循环反复的报应。因此，从理论上说，赔钱减刑并无大过。就现实而言，全国各级法院最大的难题是执行问题，一纸判决下来了，施害者入狱，谁来承担附带的经济赔偿？被害人常常是人财两空的。

　　“赔钱减刑”被公众忧虑最多的，是有权有势者可以借此脱壳，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这些最高法是有解释的，县处以上干部减刑是要开庭审理的，赔钱减刑也有一定适用范围。

　　事实上，人们真正忧虑的东西，不在案件的当事人，而在案件的审理人。

　　葫芦案的“糊涂处”，并不是案件结果，而在审理过程的暗箱操作，还有法官的循私枉法。议罪银的诟病之处，在于钱不是赔偿给了受害人，而是充了皇帝的小金库。这些不是法律条文的不公，而是司法过程的不公，法律条文没有成为惩恶扬善的戒尺，而成了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利己工具。

　　所以，无须回避，司法腐败才是“赔钱减刑”最大的暗礁。在“彭水诗案”、“志丹短信案”“段磊诽谤案”等事件中，行政干涉司法的痕迹已经很重，“许霆案”、“习水公职人员嫖幼案”等案件证明，司法公正尚需媒体公开和监督来保证公平；而司法高官黄松有、张弢等人落马，让人们感受到，司法仍在负重前行，司法腐败才会造就法律最大的不公。

　　所以，在一个法理和法律规定都看似无甚瑕疵的条文中，一个“等”字就可让人浮想联翩，意忿难平。所以，在中国的司法之路上，目前最需要的，还不是字斟句酌，而是法庭上空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