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注。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将此问题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重点。相对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我国现代化绕不开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城镇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也谈不上,和谐社会更谈不上。我省中山市近年实行的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无疑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益探索,此外,还有些什么措施、从哪里着手来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我们特约专家建言。

　　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

　　出路在于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

　　●摘要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一难题的核心在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现代产业素养,重点在于加快全方位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出路在于进行体制创新,提供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既得益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的优厚“人口红利”,又面临着反复出现的“返乡潮”、春运难和“民工荒”的困境,如何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契机,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导向,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为手段来化解其就业不稳定难题,化解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双板结”的困扰,成为当前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三个特质和三方面利益祈求

　　对占农民工总数60%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解读有三个关键字:“新、农、工”。“新”是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然不同,因而在利益祈求上存在重大差异。“农”是因为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他们仍然具有农村居民身份,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工”是他们大多数正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能够接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和技能素质提升,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着他们的利益祈求有三个基本点,一是追求融入城镇化进程,他们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更没有务农的技能；二是追求融入工业化进程,他们因为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对于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传统农业；三是追求融入现代化进程,更愿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员,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三个着力点

　　从供给方看,要融入城镇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在融入城镇化进程中的“话语权”,从而提升就业竞争性和稳定性,促使其成为产业升级需要的合格的产业工人。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情况下,随着养老保险无缝转移等利好政策出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显得日益重要,没有就业的稳定性,就谈不上融入城镇,也谈不上成为现代市民。没有就业的稳定性,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淀进而影响到他们与资方的博弈能力,造成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

　　从需求方看,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是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必经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过程不是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向沿海地区转移就业的过程,附着中西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从劳动力需求视角,通过产业升级,形成产业升级与劳动力需求数量和结构的动态优化匹配,通过产业转移,减少外来普工流入沿海地区就业。通过建立人口、产业和就业联动机制,保证劳动力流动方向合理、适度和有效,才是长久之计。

　　从供求均衡视角方看,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众多现实挑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以前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等供求失衡现象。虽然他们对城镇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镇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能力,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成为他们在城市中立足的掣肘。

　　有赖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是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再次是要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问题。这些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通过提供公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产业工人转换问题。通过提供日益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保险跨地区接续政策,打通农民工有序流动就业的经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问题。通过建立科学的就业景气指标体系,监测就业景气尤其是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的匹配程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异地转移就业和降低就业风险问题。通过体制创新克服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性障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村居民向市民转换问题。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法治环境、文化氛围、制度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根本保证。(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教授 谌新民)

　　农民工都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已证明是一条死路

　　以“县镇化”承载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

　　●摘要

　　我们听得太多“城市化”,以为农民工都需要如拉美国家那样,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其实这早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新生代农民工将是“新县镇”的主人、建设者和产业工人。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23条,出现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县、镇发展正在成为中央政府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农民工问题集中表现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背离上

　　城镇化与工业化背离这一严重的问题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算起,已经持续快20年了。在大、中城市,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可以“工业化”,成为产业工人,但是却不能“城市化”,成为市民并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进入21世纪以来,大、中城市由于产业升级原因,逐渐降低了对农民工的需求。同时,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也使得国内的需求不振成为危及经济发展的致命问题。因此,县、镇的发展凸显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问题。一号文件因此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从而为农民工问题的彻底解决带来了机会。

　　县镇发展包括县镇经济和“县镇化”两个内容。

　　县镇经济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我国的农民工数量约在2亿以上,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6—35岁)大约在1.5亿。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将不可能回乡务农。因此,他们事实上就是城镇的产业后备军。在计算失业率的时候应该将他们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大、中城市的就业释放已经基本稳定,劳动力需求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寄托于尚未开发的县镇经济。我国许多县镇经济萎靡的真正原因并非表面的没有“产业集聚”,而是根本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以致当地的民营企业都难以实现孵化、增长和集聚,更不用说“产业转移”。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各级政府长期的基本建设投资向大、中城市倾斜的政策。中央政府向直辖城市倾斜,地方政府向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倾斜。由此导致县、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落后,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各级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矫枉过正”,将基本建设投资重点向县、镇的交通、通信、自来水、电网、燃气、住房、金融、保险等软、硬设施倾斜。如此改善了县、镇的投资环境,自然不愁县、镇经济发展不起来。一旦数以千计的县、镇实现了经济起飞,就可以释放无穷的就业机会。“新生代农民工”的失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县镇化”将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户籍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

　　过去我们听“城市化”太多,以为农民工都需要如拉美国家那样,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其实这早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我国农民工的出路在于“县镇化”,而非“大、中城市化”。因此,建设好“新农村”与建设好“新县镇”同样重要。这是因为只有2000多个县、16000多个镇建设成为了“新县镇”,才可能容纳数以亿计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属转移、搬迁到县、镇,成为“新市民”。值得欣慰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对此是有备而来,针对性很强。户籍问题,要求“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社会保障问题,要求“抓紧落实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在住房问题上,“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县、镇的住宅建设应汲取大城市住房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如果县、镇房价仍然被地产商控制、操纵,过高的房价势必成为农民工县镇化的隔阻。

　　当然,政府要正确“投资”的事情还很多。如位于县、镇的医院、学校、体育馆、福利院、广场等公共福利场所,都需要各级政府本着向大、中城市“看齐”的原则,精心投资、精心建设。千万别再搞“二元投资”、城乡歧视了。

　　而新生代农民工,将是“新县镇”的主人、建设者和产业工人。他们在县、镇有住房、有保障、有工作,为此将可以告别“荡秋千”式的打工方式。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故乡就在附近的农村,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往返。(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 胡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