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务员的方鸣告诉记者，根据他自己对官场文化的理解，在不少地方，一个人能否升迁，凭借的要么是资历，要么是深厚的关系背景。这种观念植根于一些国民骨子里，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在现实中，这也是诸多官员升迁的基本路径。从科员到副科长、科长，再到副处长、处长……以此类推，升迁的级别和过程不能逾越。

　　“至于是凭本事升迁，还是凭借关系背景升迁，抑或是花钱买升迁，在老百姓看来，那是官场内部或是个别官员操纵把持的事务。所以，面对陌生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的各种联想了。”方鸣说。

　　事实上，并非公众太敏感，近年来屡屡发生的一些事件一直在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就在去年，同样是网帖爆料称，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

　　对此，河南省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公开表示：“这12名乡长大都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是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么？”

　　此外，浙江省某地2003年下发的一份文件也于不久前被曝光。文件内容是“安排副科级以上干部子女就业”。根据这份文件，一些文化程度只有“职高和中专”的干部子女被招进事业编制单位。

　　不少受访者向记者表示，他们的怀疑也是基于“社会经验”。因为在生活中遭遇的“开后门”、“找关系”的事情太多，经常觉得很不公平，因此听说现在又出了一批“80后”干部，第一反应就是“会不会有问题”。

　　对于公众条件反射式的怀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向记者表示，“现在的确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官员的后代很容易获得权力，同时这些人也容易出现种种不良行为”。

　　“从程序上看，很多选拔貌似公平，但其实很容易被权力操纵。在基层考核选拔中，如果候选人的关系人是具备一定级别的官员，那么，这些候选人的关系人就可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网造势拉票，让‘自己的人’顺利当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

　　这位专家进一步指出，传统官场文化所包含的种种不正之风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存在。

　　“要证明新泰提拔的6名‘80后’副局长是否属于有关系背景的‘官二代’，最好的做法就是公开其家庭背景和成员情况，公示其工作业绩。这既是检验新泰市这次提拔干部是否公平公正的试剂，也是消弭公众质疑的有效手段。”多位受访者都向记者提到了这一建议。

　　“干部年轻化”应作何解

　　“80后”市长和局长们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制度漏洞的阴影，却让所有人都对“80后”局长们心存疑虑

　　对于新泰市提拔的年轻干部，当地组织部门称，“新泰市将加强对他们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培养和锻炼，使他们尽快适应新岗位的要求。今后我们还打算继续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充实到队伍中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泰市的作法在用人制度和理念的创新方面自有其积极的意义，目前网友的说法缺乏确凿的证据，不能说一定就是有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通过机制保证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是能够胜任那个位置的”。

　　就在前不久，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论述干部年轻化时曾指出，干部年轻化并不等于干部低龄化。

　　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在实施干部年轻化战略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首先，年轻不能与廉洁画等号。

　　“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教条式地理解干部年轻化，把年龄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条件，忽视了干部的德才能情等因素。”林喆说，选拔干部应该充分考虑个体的实际情况，根据他们的道德品质、学识、经验、能力、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判断，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作为决定性条件都是不科学的。

　　其次，不能“不问能力只问年龄”。

　　“这是在人为降低领导班子的年龄，实际上是年龄歧视。”林喆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那些仅在年龄上处于劣势但非常有能力的人的晋升机会。此外，“片面强调年轻化的后果就是干部岗位的不稳定，这就导致了干部队伍个体状态的不稳定，这个因素恰恰最容易诱发腐败”。

　　最后，对于官场上在用人方面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应该用制度加以规制。

　　事实上，在一系列事件被曝光之后，不少公众已经认为，目前的官员选拔系统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对没有背景的人就会产生阻止效应。

　　有分析人士认为，“背景”这个词很神秘，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在行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漏洞。在这一点上，必须要承认，不管是那个23岁的副局长，还是愤懑地追问是否合理的批评家们，都有意无意地过于迷信“背景”了，而忽略了制度约束的可能性。其实，如果年轻是一种资本的话，那么“80后”市长和局长们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制度漏洞的阴影，却让人对“80后”局长们心存疑虑。记者 杜晓 法制日报见习记者 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