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公众是在质疑周森锋、王然、刘婷婷等人的提拔，不如说是对“内部福利化”的担忧和焦虑，担忧“年轻化”成为“洗官”通行证。

　　提拔年轻干部再次遭遇公信危机。近日，山东新泰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其中6人是80后。尤其是由科员直升副局长的王然和由助理审判员直接任法院副院长的刘婷婷最受关注，分别只有23岁和25岁，这也引发了“领导儿媳”、“官二代”、经验少资历浅等诸多质疑。

　　随后，王然、刘婷婷以及新泰市有关部门回应了各种质疑，似乎这些80后干部的破格提拔真的很“正常”。但是，综观整个事件，舆论所向，并非是说官员的子女亲属就必须放弃从政的可能，也不是说23岁就不能提拔为副局长，只是应该强调，提拔过程应该有足够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即便王然并非“组织部某领导的儿媳”，即便刘婷婷的确“工作出色”，即便她们的学历、资历、笔试面试成绩都没有问题，即便王然可以越过“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局长”的梯次被破格提拔，即便刘婷婷具备从助理审判员直升法院副院长的“资格”，即便她们的提拔程序均“符合相关规定”，可如何保证这些回应信息是可信的？又怎么保证“规定”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总之，让大家信服的依据不多，而引发质疑的理由却不一而足。况且，此前的多起“提拔事故”已经“奠定”了公众不信任类似提拔的心理基础和质疑惯性。

　　2008年，河南省固始县公开选配的12名乡镇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2009年12月，浙江平阳电大校长“老子招聘儿子”，通过请“考托”的方式招聘自己的儿子为该校法学教师；温州市龙湾区甚至专门发文《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安排干部子女就业……谁能“近水楼台”，谁在“望洋兴叹”，大家心知肚明。这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例子已经绷紧了公众的这根弦，增强了他们的敏感度和“免疫力”，一遇类似情况，自然就会近乎本能地揣测：这一次提拔，是否会有类似的猫腻？实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何况是频频“被蛇咬”。

　　显然，这种揣测来自于对完善相关选拔制度的期待。2009年6月，29岁的周森锋以全票当选湖北省宜城市市长，当时，“背景”之疑同样挥之不去，甚至连其论文涉嫌抄袭也被爆出。但事后看来，质疑的重点与王然、刘婷婷这件事如出一辙：这么年轻的干部得到如此超常规的提拔，是不是他们有双“隐形的翅膀”？是否有暗箱操作？程序是否公正？一言以蔽之，这些年轻干部的“非正常升迁”，是不是“官二代”们像“洗钱”那样在“洗官”？

　　人们所顾虑的，是选拔不够公开、不够透明、缺乏监督，乃至选拔制度被曲解利用。比如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领导干部年轻化政策，本来，此举旨在保证领导干部结构的合理化，保证干部队伍的活力，确保年轻人才可以脱颖而出。但在一些地方，“年轻化”被过度化执行，变成了“低龄化”，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三门干部”——某些年轻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欠缺基层实践的磨练。

　　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公众是在质疑周森锋、王然、刘婷婷等人的提拔，不如说是对这种政策“内部福利化”的担忧和焦虑，质疑的重点不是年轻，而是担忧“年轻化”成为“洗官”的通行证。薛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