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里的中国新势力

　　【提要】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IMF中担任的最高职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亮相国际组织，正在成为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一个新趋势。他们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大多精通几门语言，通晓中国国情，深谙世界组织游戏规则。但衡量一个成功的国际组织掌舵者的标志，却是忘记自己的国籍，做一个勤勤恳恳地为全世界服务的国际公务员。

　　朱民出场

　　“特别顾问一职可能只是过渡性职务，朱民不排除未来出任IMF副总裁的可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面前，新的舞台正虚位以待。

　　5月3日，他将正式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2月24日宣布了这一任命。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IMF中担任的最高职务，也是继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又一位中国人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担任要职。

　　“这一最新信号表明，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任命当天，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如是评价。

　　期待已久的亮相

　　“总裁特别顾问是一个职能较广泛的职位，将主要负责一般政策和内部管理事务。”IMF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维韦克·阿罗拉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但原本，朱民曾被寄予更高的期望。去年10月，朱民辞去中国银行副行长职务，调往央行任副行长，外界纷纷猜测此举是中国要把他培养成IMF副总裁。

　　一直以来，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领导层是发展中国家的痛。在长期非政治协议下，IMF总裁职位长期由欧洲人担任，美国把持着世界银行总裁的提名权，日本人则长期领导亚洲开发银行，迄今尚无中国人在国际金融高层担任职务。彭博新闻社网站认为，IMF任命朱民为总裁特别顾问，反映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日俱增的全球影响力。

　　喝倒彩者不乏其人。《华尔街日报》援引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的话说，朱民不应该获得这一职位，除非中国同意人民币升值。

　　不过，如果听到中国驻IMF前执行董事张之骧的话，约翰逊要失望了。“特别顾问一职可能只是过渡性职务，朱民不排除未来出任IMF副总裁的可能”。有先例可循。张之骧回忆，在IMF，特别顾问并不是常设职位，此前仅有日本人杉崎重光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过此职位。1997年后，杉崎重光升任IMF副总裁。

　　目前，IMF的三位副总裁分别是来自美国的约翰·利普斯基、日本的加藤隆俊，及来自巴西的穆里洛·波图加尔。其中，利普斯基和波图加尔的任期将于2011年结束，加藤隆俊即将卸任，其职位将由原日本财务省财务官筱原尚之接替。

　　水到渠成

　　成立于1945年12月的IMF是与世界银行并肩的世界两大国际金融组织之一，目前有184个国家参与，通常在各国发生危机时，IMF扮演“救火队长”的职务，被视作全球央行的央行。中国目前在IMF中只有执行董事，尚无担任重要职务者，这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很不相称，朱民此次出任总裁特别顾问可谓水到渠成。

　　“朱民有过多年的海外经历、有比较丰富的国际经验，又长期在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担任重要职务，熟悉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情，朱民是就任IMF职位的合适人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

　　尽管在国内，朱明的知名度远没有林毅夫高，但“在国际金融圈是位令人尊敬的人物”。他在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出色表现，佐证了英国《金融时报》对他的这一评价。当时，朱民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进行了辩护，并警告美元汇率波动将威胁全球经济复苏。

　　把时光倒退到10年前，中国在达沃斯根本没人关注。“交接面很小，就是参加这个会议，基本也没有什么发言。”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朱民说，“原因有两个——中国本身的量当然也不大；大家觉得这是两个世界。”

　　但到2007年，达沃斯已经把中国和印度放在一起讨论。“尽管印度做了一个很大的宣传，但是所有人谈的是中国。”朱民认为，2007年达沃斯上关于世界权力结构变化的讨论相当超前，“对中国是给予了过多的期望”。

　　金融危机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IMF组织架构和权力分配已不能适应于已经调整了的世界经济格局。其中，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成为IMF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去年以来，卡恩曾在多个重要会议和论坛上表示，将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话语权。为了寻求中国官员在全球政策问题上的帮助，IMF甚至软化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口吻。

　　眼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IMF投票权比例为57比43。其中，美国所持份额为17.4%，唯一拥有否决权。而中国仅为3.72%，甚至低于法国的4.94%。去年9月，二十国集团同意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从43%至少提高5个百分点。

　　学者型官员

　　现年58岁的朱民是中国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并具有丰富的金融实践和管理经验。

　　去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朱民曾跟主持人Wolf开玩笑说：“非常感谢Wolf先生说我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个银行家，现在做经济学家的头衔是比银行家要好听得多的。”

　　在国内，朱民经常以经济学家身份出席各种金融论坛和组织活动，对国际金融形势和宏观经济问题发表评论、建言献策。去年3月，朱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的著作，对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完整分析和阐述，并预言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旧世界再也回不去了，实体经济的恢复还有漫长过程”。

　　实际上，朱民既是海派经济学家，又是实干银行家。

　　和许多在国际组织担任要职的高官一样，朱民海外求学经历相当丰富。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起任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1991年，朱民出任世界银行总部政策局经济学家。

　　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朱民曾师从保罗·沃尔克。而保罗·沃尔克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留下铁腕治理通胀的声誉。目前是奥巴马的经济顾问。

　　国内实践经验同样不菲。1996年，朱民回国加盟四大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在中行集团的重组上市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曾任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主任，在2002年负责其重组和首次公开募股。2006年，朱民受命负责中国银行集团重组和1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2006年8月起，朱民开始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在中行内部，工作人员称其“业务能力强，为人和蔼”。在公众场合，朱民则表现得能言善辩、富有幽默感，处事方式稍显“西化”，颇有绅士风范。

　　朱民的使命

　　即便升任央行副行长，朱民仍未放弃理论的探索。去年年底，他发表《危机后全球金融格局十大变化》一文，强调2010年将是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格局的一年。而履新IMF要职无疑为他改变这一格局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接近央行人士认为，作为一名有国际经验的学者，如果能够履职IMF，朱民下一步将承担重要的使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IMF改革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绑在一起，借助IMF改革的契机，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

　　朱民自己也这么认为。任命当天，朱民表示，“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新兴经济和亚洲经验融入IMF，和IMF的同事一起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IMF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曾一度恶化。

　　在这方面，朱民早就有了更具体的规划。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朱民提出“重构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议程”，“中国必须是整个国际体系构建的一个主要和积极的参与者，并且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同时，朱民也强调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还得看到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整体的经济规模，块头是大了，但是绝对量还是有限的——中国去年是30万亿人民币，算成4.4万亿美元左右，在全世界GDP的比重是6%，美国是25%。”

　　在朱民看来，比治理结构更加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参与对话和决策进程，平等地解决各种问题。因为“最终投票权虽然有所增加，但IMF还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

　　外界预计卡恩将于明年离开IMF以竞选法国总统一职。《华尔街日报》认为，下一任IMF总裁很可能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这将是该组织历史上的第一位非欧洲领袖，而朱民则可能担任代理常务董事。(查文晔、牛琪、王宇、刘诗平对此文亦有贡献)